王吉成律师：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中从犯的辩护运用

引言

电信网络诈骗是当前最高发的涉众型网络犯罪之一，呈现明显的产业化、链条化、组织化特征。一起案件动辄涉及数十名甚至上百名被告人，内部层级分明、分工精细，从出资人（“金主”）、组织者、技术搭建者，到话务组、剧本组、资金组、取现组，环环相扣。在这一背景下，共同犯罪中主犯与从犯的区分，尤其是对处于犯罪链条末端、获利有限的“马仔”型被告人能否认定为从犯并依法从宽，往往直接决定量刑的轻重，是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辩护的核心命题之一。江西吉安王吉成律师结合刑事辩护实务，从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的常见形态、犯罪集团与一般共犯的区分、诈骗层级与作用对主从犯认定的影响、从犯的认定与从宽、辩护运用路径等方面，对从犯辩护作系统梳理，以期为网络犯罪案件的辩护提供参考。

一、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的常见形态

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犯罪集团，这是最常见的形态，表现为行为人组成“公司化”运作的诈骗组织，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固定的作案场所（如境外窝点），精细的层级分工（管理、技术、话术、资金、后勤等），长期、多次实施诈骗，内部甚至有“规章制度”和“绩效考核”。

第二种是一般共同犯罪。行为人虽共同实施诈骗，但组织化程度较低，结构松散，人数不多，未形成固定的犯罪组织，如几名行为人临时纠合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作案后即散。第三种是帮助型参与。行为人并未直接参与诈骗实行行为，而是为诈骗团伙提供帮助，如提供银行卡、“跑分”洗钱、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提供技术服务（开发诈骗软件、维护服务器、制作钓鱼网站）等。此类参与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也可能单独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须结合主观明知程度与客观参与情况具体判断。

二、犯罪集团与一般共同犯罪的区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据此，犯罪集团的成立须同时具备：人数上三人以上；组织上较为固定；目的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16年）及其（二）（2021年）规定，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应结合组织架构、作案时间、作案次数、参与人数、违法所得等因素综合认定。司法实践中，电信网络诈骗的境外“窝点”、公司化运作团伙通常被认定为犯罪集团。

区分犯罪集团与一般共同犯罪的意义重大。依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犯罪集团中的主犯，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一般共同犯罪中，则不存在“按集团全部罪行处罚”的问题，各共犯仅对自己实际参与的犯罪承担责任，主从犯依各自作用大小分别认定。准确区分二者，对量刑至关重要，是从犯辩护的前提性问题。

三、诈骗层级与作用对主从犯认定的影响

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内部通常存在以下层级，不同层级对主从犯的认定有直接影响。组织者、领导者，即“金主”、老板、出资人，决定犯罪方向、组建团伙、分配利润，毫无疑问应认定为主犯。核心骨干、管理人员，如各组组长、窝点负责人，直接听命于组织者，负责指挥、协调特定环节，通常也认定为主犯。

话务员、一线操作员，按“剧本”拨打电话、添加微信、实施具体话术诈骗，人数众多、可替代性强、通常领取固定底薪加提成，多被认定为从犯。技术人员，开发诈骗软件、搭建钓鱼网站、维护服务器的，若深度参与、获取高额分成，可能认定为主犯；若仅为领取劳务费提供一般性技术维护，应认定为从犯。取款转账人员（“车手”“马仔”），负责取现、转移资金的“水房”环节，多为受雇人员，地位次要、获利有限，通常认定为从犯。可见，层级与作用是区分主从犯的核心事实，被告人所处的层级、所承担的职责、获利情况，共同决定了其是主犯还是从犯。

四、从犯的认定与从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犯包括两种：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即虽然参与了犯罪的实行，但地位次于主犯、作用较小；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即并未直接参与犯罪的实行，而为犯罪的实施创造条件、提供帮助（如提供工具、传递信息、协助取款）。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第二十七条使用的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非“可以”。这与《刑法》第六十七条自首条款的“可以”从宽明显不同，体现了法律对从犯从宽处罚的强制性态度。也就是说，只要依法认定为从犯，法院就应当给予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不得置之不理。此外，《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胁从犯，即“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部分境外窝点人员系被诱骗、胁迫参与，若能举证证明被胁迫情节，可争取胁从犯认定，获得比从犯更大幅度的从宽。

五、辩护运用路径

（一）全面梳理层级与作用，论证系从犯

辩护律师应通过会见、阅卷，全面梳理当事人在团伙中的层级、职责、加入时间、获利情况，与同案犯的关系，是否参与预谋、是否决定犯罪方向等，构建当事人系从犯的事实基础。重点突出：当事人仅从事某个具体环节、领取固定工资或少量提成、未参与犯罪预谋、对诈骗全局无控制力、犯罪环节可替代等情节，使从犯的认定有扎实的事实支撑。

（二）争取从犯认定

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未认定从犯情节的，辩护律师应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积极争取。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列明从犯事实与法律依据，必要时申请调取同案犯供述、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绩效记录等证据，证明当事人的次要地位。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从犯认定一旦成立，量刑档次往往显著降低，是从宽辩护的关键支点。

（三）涉案数额与个人实际参与数额的区分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往往数额巨大，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但全案诈骗数额并不等于每个被告人应当承担的数额。对从犯，应主张按照其个人实际参与数额量刑，而非按全案数额量刑。例如，一名话务员仅参与了若干名被害人的诈骗，其个人参与数额远低于全案总额，按个人参与数额量刑，可显著降低量刑档次，避免“数额连坐”的不当加重处罚。

（四）退赃退赔、认罪认罚叠加从宽

退赃退赔、认罪认罚是从犯辩护的重要“加分项”。退赃退赔体现悔罪态度、有助于挽回被害人损失；认罪认罚可依法获得从宽。叠加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再加上初犯、偶犯、未成年人、自首、立功等情节，往往能争取大幅从宽，乃至适用缓刑，实现罪责刑的实质平衡。

六、示意性案例的辩护解读

结语

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中从犯的辩护，是网络犯罪案件中最常见、最具实效的辩护方向之一。《刑法》第二十七条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强制性规定，为从犯辩护留下了坚实的制度空间；而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链条化、组织化的特征，也使得“层级与作用”成为区分主从犯的核心事实。辩护律师应当深入梳理当事人在团伙中的层级、职责、获利，准确论证从犯成立，主张按个人实际参与数额量刑，并叠加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情节，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辩护体系。江西吉安王吉成律师在多年刑事辩护实务中深刻体会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辩护，关键在于把抽象的“共同犯罪”具体化为当事人真实的“角色与作用”，让量刑回归到罪责刑相适应的轨道上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所引案例均为示意性、概括性描述，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案号或裁判文书，仅用于辩护思路的阐述。涉及具体案件时，仍需结合案件全部事实与证据进行全面、专业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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