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带着几个孩子上街要钱，怎么就成了犯罪？”——“孩子是自己愿意跟着去的，也算组织吗？”——“我带的是亲生孩子，难道也违法？”——利用未成年人乞讨、卖艺牟利的案件见诸报道后，这些问题常常同时摆在家属与公众面前。直觉上，有人觉得孩子是自愿的、家长带自己的孩子天经地义，不可能构成犯罪；也有人觉得只要让孩子上街乞讨就一律入刑。两种理解都不准确。
我国刑法针对“利用未成年人牟利”设置了两个专门罪名：一是《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一规定的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二是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规定的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此外，《刑法》第二十九条还明确，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三个条文共同构成对“把孩子当作牟利工具”行为的刑事评价框架。对江西吉安及周边的群众而言，需要弄清的是：具体行为落入哪个罪名、对象与手段有什么限定、带孩子乞讨的边界在哪里、被调查后如何应对。本文围绕这些问题逐项展开。
一、利用未成年人牟利，刑法设置了哪两个专门罪名？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都规定在刑法分则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紧接拐骗儿童罪之后设置，立法定位非常明确：保护未成年人（以及残疾人）的人身权利与身心健康，同时维护社会管理秩序。
两个罪名的法定刑配置完全相同：构成犯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两档法定刑均并处罚金，体现国家对这类“把孩子当摇钱树”行为人财两追的态度。
二者的区分可以从三个维度把握。一看对象：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对象限于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对象是全部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二看手段：前罪以暴力、胁迫为构成要件；后罪对手段没有限定，利诱、雇佣、欺骗等方式组织同样可以构成。三看活动内容：前罪针对乞讨活动；后罪针对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的活动。同一个案件可能只涉及一罪，也可能因不同行为分别触及两罪，定性时必须逐项核对构成要件。
二、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对象与手段的双重限定
《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一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适用这一条，必须同时把住两道门槛。
第一道门槛是对象限定。只有残疾人和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本罪对象。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仅组织其乞讨，不构成本罪；此时要看是否同时组织其实施违反治安管理的活动，或者是否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第二道门槛是手段限定。必须以暴力、胁迫手段实施。行为人没有使用暴力、胁迫，而是以利诱、欺骗等方式让儿童从事乞讨的，不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这并不意味着行为合法，而是可能落入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或者其他法律评价的范围。罪刑法定原则在这里体现得非常直观：构成要件写什么，就只能按什么定罪，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
关于“组织”的理解。组织，通常表现为使多名对象处于行为人的安排、支配之下从事乞讨活动，包含招募、安排、指挥、管理等环节。实践中要注意区分组织行为与单纯的个人求助：一名家长带着自己确实生活困难的孩子偶尔在街头求助，与行为人安排多名儿童长期、定点地从事乞讨活动，在行为结构与社会危害性上完全不同。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一般会综合组织人数、持续时间、对象的年龄与身体状况、是否造成人身伤害后果等因素判断，达到升档标准的，法定刑提高到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覆盖全部未成年人
《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规定：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一罪名有两个突出特点。
其一，对象覆盖全部未成年人。凡是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都可以成为本罪对象，不再限于十四周岁以下。其二，对组织手段不作限定。无论使用暴力、胁迫，还是利诱、雇佣、许诺好处，只要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的活动，即可构成。条文列举了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五类行为，并以“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兜底，即所组织的活动必须具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性质。至于参与的未成年人本人，因未达责任年龄或者情节轻微，往往依法不予处罚或者从轻处理，但这丝毫不影响对组织者的追究——刑法保护的正是被利用的孩子，而不是放过幕后的成年人。
关于“卖艺”，需要单独说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正常的文化演出、体育训练、商业表演，本身并不当然构成犯罪；文艺、体育方面的专业化培养也是法律鼓励的方向。但是，如果打着卖艺的幌子实际从事乞讨，在具备对象与手段要件时，可能落入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评价范围；如果借卖艺之机安排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的活动，则可能构成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规定之罪。定性时看的是活动的实质，而不是名义。
四、与遗弃罪、拐骗儿童罪等罪名如何界分？
利用未成年人牟利的行为，还可能与遗弃罪、拐骗儿童罪等罪名发生交叉，需要逐一界分。
与遗弃罪的界分。遗弃罪针对的是对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特征在于消极地不履行扶养义务；组织未成年人乞讨则是积极地支配孩子牟利。实践中，有的行为人一方面不履行抚养义务，另一方面把孩子置于基本生活无保障的状态当作乞讨工具，行为可能同时触及两个罪名的评价范围，最终如何处理要看具体事实与法律适用。
与拐骗儿童罪的界分。拐骗儿童罪针对的是使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如果行为人先将孩子骗离、带走，再组织其乞讨牟利，就会产生两个罪名之间如何处理的问题，需要结合行为的目的、手段与牵连关系依法判断。无论如何，以骗领、控制他人孩子的方式实施组织乞讨，性质比单纯的组织行为更为严重，历来是司法打击的重点。此外，如果组织未成年人从事的活动超出了治安违法的范围而构成其他犯罪的，还应当按照相关罪名与共同犯罪的规定处理。定性问题往往直接决定法定刑的高低与辩护策略的走向，是此类案件中空间最大的环节之一。
五、“亲子带孩乞讨”与组织乞讨的边界在哪里？
“我带的是自己的孩子”，是这类案件中最常见的辩解。需要明确的是：监护身份不是免责金牌。监护人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而不是支配、利用孩子的权利。以亲生子女为对象，只要符合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构成要件——即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同样构成犯罪。血缘关系可以说明动机，却改变不了行为的性质。
当然，实践中也要区分两类情形。一类是确因生活困难而求助：家长因突发变故、疾病、失业陷入困境，带着孩子临时求助，其本身不是犯罪，正确的出路是向民政部门申请救助，而不是把孩子长期留在街头。另一类是以牟利为目的的组织行为：让学龄儿童长期从事乞讨、影响接受义务教育，把孩子的困境当生意做，甚至以打骂、冻饿相要挟迫使孩子服从，这就可能构成犯罪，还可能引发监护干预问题。依据未成年人保护的有关法律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有关人员和组织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有关部门也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在江西吉安处理此类咨询时，笔者通常会建议家属尽早停止争议行为、主动申请社会救助——这既是保护孩子，也是为后续处理争取主动。
六、教唆、利用未成年人犯罪为什么要从重处罚？
《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这里的“应当从重”是强制规定，不是“可以从重”，办案机关没有裁量排除的空间。
立法之所以对教唆、利用未成年人犯罪设置从重规定，是因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弱、易受支配，成年人把未成年人当作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既利用了孩子，也毁掉了孩子。实践中还常见一类情形：被利用的孩子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追究其本人的责任，但组织、教唆的成年人不能因此脱责——按照共同犯罪与正犯的原理，利用他人实施违法活动的，由利用者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孩子不担责，不等于大人没事；恰恰相反，利用责任年龄低的孩子作案，往往意味着成年人要独自承担全部责任，还要面对法定的从重处罚。
七、发现利用未成年人乞讨卖艺，举报与救助渠道有哪些？
利用未成年人乞讨、卖艺牟利，受害的是最缺乏自救能力的孩子，发现线索之后如何处置非常重要。
第一，及时报警。拨打110向公安机关反映，说明地点、人员特征与现场情况。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都属于犯罪线索，公安机关有权核查行为人与儿童之间的关系以及监护情况。第二，向民政等部门反映。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民政部门的救助管理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负有救助职责；对监护缺失或者监护不当的孩子，可以由民政部门依法进行临时监护。居（村）委会、学校发现此类情况，也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第三，知悉强制报告制度的背景。依据国家建立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学校、医院、居（村）委会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的，负有报告义务。普通群众虽不负强制报告义务，但一次及时报警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处境。第四，注意方式方法。不要私自拦截、扣押行为人，也不要与对方发生正面冲突；可以在安全距离内记录特征、位置等线索，交由警方处理。孩子被解救后，一般会由公安机关查明身份并联系监护人，监护人无法查明或者不具备监护条件的，由民政部门依法安置。
八、这类案件的辩护要点在哪里？
此类案件的辩护，核心在于构成要件的逐项审查与情节评价的充分展开。作为长期办理刑事案件的吉安刑事律师，笔者认为至少有五个着力点。
第一，“组织”是否成立。要审查对象人数、持续时间、是否存在安排与支配关系，把单次、偶发、临时带同与长期、多人、有组织的情形区分开；仅有一两名孩子随行、缺乏管理支配事实的，组织的认定往往存在较大争议，这是定性辩护的第一道关口。第二，手段要件是否具备。就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而言，暴力、胁迫是法定构成要件，如果在案证据只能证明利诱、雇佣等非暴力胁迫方式，定性就应当回到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或者其他评价框架；不同罪名的构成事实与量刑情节评价完全不同，不能混同。第三，情节严重与否的量刑辩护。围绕组织人数、持续时间、对象状况、危害后果逐项举证说理，对情节一般的，争取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档量刑。第四，说清“自愿参与”的法律意义。本类犯罪保护的法益是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与身心健康，属于特殊保护对象，孩子的“同意”、家长的“同意”都不能阻却违法，这一点必须向当事人讲清楚，避免产生错误预期；同时，孩子活动相对自由、未受伤害、及时中止等事实，仍然可以在情节评价中发挥从宽作用。第五，程序与情节的综合运用。主从犯的区分、认罪认罚从宽、退赃退赔、社会调查等，都是常见的从宽路径。涉嫌此类犯罪被调查的，应当在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越早越主动。
九、示意性案例的解读
【示意案例一】（案例为示意性改编，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甲（化名）以给付少量报酬的方式，先后招揽多名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长期安排其在商业街区从事抢夺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被查获后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辩护人提出，部分参与的孩子已满十四周岁，且甲未使用暴力、胁迫，不应认定为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法院经审理认为，甲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事实清楚，其行为构成《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规定之罪；至于是否属于暴力胁迫，因该罪并不以暴力胁迫为构成要件，不影响定罪。本案提示，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对象覆盖全部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手段不限暴力胁迫，不能用前一罪名的构成要件为后一罪名作辩护，定性必须回归各罪自身的构成要件。
【示意案例二】（案例为示意性改编，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乙（化名）长期让其十周岁的亲生子女在夜间街头从事乞讨，以冻饿、训斥相威胁迫使孩子服从，所得主要用于个人挥霍，被查获后辩称孩子系亲生、属于家庭内部事务。法院认为，乙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构成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其监护身份不影响定罪；综合考虑组织持续时间较长、孩子处于学龄阶段等情节，依法认定情节严重，在升档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本案提示，亲子关系不是免责金牌，孩子的服从更不是自愿，监护人利用孩子牟利同样构成犯罪；情节严重的，还要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档内量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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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提示：江西吉安刑事律师王吉成提醒，利用未成年人乞讨卖艺牟利，刑法上有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两个专门罪名，分别把守“暴力胁迫组织儿童乞讨”与“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两道关。家属应当把握三个要点：监护身份不免除刑事责任，孩子的所谓自愿也不阻却违法；确因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的，走民政救助渠道，不要把孩子带上街头；涉嫌犯罪被调查的，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围绕“组织”的认定、手段要件与情节严重与否逐项辩护，争取最有利的处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