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周岁未成年人犯罪要负刑责吗？核准追诉的条件

引言

“孩子才十二岁，是不是不用负刑事责任？”——“人不是我孩子伤的，为什么也要把人带走？”——“最高检核准追诉，是不是走个形式？”——“赔了钱、取得了谅解，是不是就不会被追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案件发生后，这些问题几乎会同时涌向家长。公众的直觉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种认为十二岁的孩子还是未成年人，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另一种认为只要后果严重，年龄就不是问题。两种理解都不准确。

依据《刑法》第十七条，我国对刑事责任年龄采取的是“四分法”，十二周岁被有条件地纳入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但附加了罪名、后果、情节与核准程序四重限定。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完成了这次有限下调，2026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印发了专门的核准追诉规定，把“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与核准程序进一步细化。对于江西吉安及周边的家长而言，真正需要弄清楚的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四个具体问题：孩子行为时到底多大、行为落入哪一档、后果与情节是否达到法定门槛、核准程序走到了哪一步。本文围绕这四个问题展开。

一、刑事责任年龄分为哪四档？十二周岁是不是完全不用负责？

依据《刑法》第十七条，刑事责任年龄分为四档，界限清晰，适用时不能混淆。

第一档，已满十六周岁。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是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也就是说，十六周岁以上的人实施任何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都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身份只影响从宽幅度，不影响定罪。

第二档，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八类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这八类犯罪是封闭列举，不能随意扩大。对八类以外的行为，即使造成了一定后果，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可以依法责令家长管教或者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第三档，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这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一档，条件最为严格：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适用这一款。

第四档，不满十二周岁。一律不负刑事责任，无论后果多么严重，都不能对其适用刑罚。这是绝对的年龄下限，也是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底线。

还需要注意“周岁”的计算。刑法上的周岁，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以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年龄为准，生日当天是否已满相应年龄，直接影响能否适用某一档。实践中，户籍登记与实际出生日期不一致、农历公历混用、为入学或者务工更改年龄等情况并不少见，行为发生在生日前后几天的案件，年龄认定往往成为第一个争点。这一点后文还会展开。

二、刑法修正案（十一）改了什么？十二周岁为何被纳入？

刑法修正案（十一）于2020年12月26日通过，2021年3月1日起施行，在《刑法》第十七条原有条文的基础上增设了第三款，把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有条件地下调至十二周岁。这次修改的背景，是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却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社会公众对“年龄是否成为免罪金牌”产生了强烈关切。立法机关在充分论证后，选择了有限下调而非普遍下调的方案。

所谓有限下调，体现在四重限定上。第一是罪名限定，只限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不包括绑架、强奸、抢劫、放火等其他严重犯罪。第二是后果限定，必须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仅有重伤但未达到严重残疾，且不属于特别残忍手段的，不符合条件。第三是情节限定，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第四是程序限定，必须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四重限定叠加，意味着这一条款的适用面非常窄，属于例外条款而非常规条款。

2026年7月印发的《关于办理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解决了实践中的争议。针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究竟指具体罪名还是指犯罪行为的分歧，该规定明确表述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目的在于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这一细化意味着，判断的重点在于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行为，而不是侦查机关最初确定的罪名名称。对于辩护而言，这既是定性辩护的空间，也是必须正面回应的争点。换言之，罪名可以变更，行为事实才是核心。

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条款不能被类推适用。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绑架、强奸、抢劫等行为，即使后果严重，只要不符合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构成，就不能依据第三款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辩护中必须坚守的底线。

三、核准追诉要满足哪些条件？谁有权决定？

结合《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与前述2026年规定，可以把核准追诉的要件拆解为四个实体条件和一个程序前提。

条件一，年龄条件。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年龄是适用这一款的前提，未满十二周岁或者已满十四周岁的，直接适用其他档位，不存在本款的适用空间。这里的年龄必须是行为时的年龄，不是立案时、抓获时或者审判时的年龄。

条件二，行为条件。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行为。这里的“行为”而非“罪名”，是2026年规定的重要细化。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杀人故意、客观上是否实施了杀人或者伤害行为，需要结合工具、打击部位、打击力度、行为人事后表现等综合认定。

条件三，后果条件。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两种情形满足其一即可：一是致人死亡；二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需要注意，单纯的重伤而没有达到严重残疾，且不属于特别残忍手段的，不符合本条件。

条件四，情节条件。情节恶劣。这是最具弹性的条件，也是控辩双方争夺最激烈的焦点。2026年规定第十二条明确，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主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判断。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

程序前提，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这不是形式审查，而是实质审查。程序上，公安机关提请后，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受理，经检察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同意核准追诉的意见，制作报请核准追诉案件报告书，连同案卷材料一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作出是否核准追诉的决定，制作核准追诉决定书或者不予核准追诉决定书，逐级下达。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不得对案件提起公诉。

核准之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是实务中的常见疑问。2026年规定第三条明确，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之前，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对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强制措施期限届满不能作出是否核准追诉决定的，应当变更强制措施或者延长侦查羁押期限。这一规定既回应了办案需要，也划定了程序边界。

此外，人民检察院办理此类案件，应当查明八类事项，包括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的年龄、犯罪事实与证据、有无遗漏罪行、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强制措施与羁押必要性、认罪悔罪与赔偿谅解情况及辩护律师意见、成长经历与家庭情况等社会调查内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人民检察院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法定代理人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或者是共犯的，可以通知其他成年亲属、学校、单位、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作为合适成年人到场。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些规定，为辩护工作提供了明确的介入节点。

四、情节恶劣如何判断？核准追诉的实践尺度是什么？

“情节恶劣”是本类案件的核心争点，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概念。实践中至少有三点需要澄清。

第一，不是唯结果论。致人死亡固然是严重后果，但后果严重并不自动等于情节恶劣。判断必须回到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主客观因素，并结合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及社会影响综合审查。因长期遭受校园欺凌而反抗、因琐事偶发冲突、临时起意且手段一般，与事先预谋、准备工具、选择要害部位连续加害、事后清理现场或者串供，在情节评价上存在明显区别。

第二，赔偿谅解是重要考量，但不是免于追诉的通行证。犯罪嫌疑人一方认罪悔罪、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取得谅解，是人民检察院应当查明的事项，也是判断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的重要依据。但核准追诉审查的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赔偿谅解不能替代对情节恶劣的判断。反过来说，没有取得谅解，也不意味着必然核准。把赔偿等同于“花钱买刑”，或者把不谅解等同于“必须追诉”，都不符合法律规定。

第三，共同犯罪要分别判断。2026年规定第十二条明确要求，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这意味着，即使一名参与人的行为被认定为情节恶劣并获核准追诉，其他作用较小、受胁迫或者被利用的参与人，仍可能不被核准。这一规定为区分主从、分层辩护提供了明确依据。

从实践尺度看，核准追诉制度的设计本身就体现了谦抑性。立法把核准权集中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目的之一就是统一全国尺度的把握，避免各地标准不一。因此，核准追诉属于例外中的例外，既不是“一死就核准”，也不是“一赔就不核准”。同时，2026年规定第二条强调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这一原则要求办案机关在两种法益之间寻求平衡，也为辩护提供了说理空间：辩护不是否认被害人权益，而是主张在事实与法律框架内准确评价行为人的责任。

五、不予核准追诉以后怎么办？专门矫治教育如何落地？

不予刑事处罚，不等于没有后果，更不等于“回家就没事了”。这一点必须向家长讲清楚。

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五款，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原条文中的“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修改为“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以专门矫治教育替代了收容教养制度。这一变化不是放宽，而是把处置措施纳入法治化、教育化的轨道。

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省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至少确定一所专门学校，按照分校区、分班级等方式设置专门场所。专门场所实行闭环管理，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未成年人的矫治工作，教育行政部门承担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这意味着，专门矫治教育既有教育属性，也有必要的约束属性，并不是简单的“换个学校读书”。

依据2026年规定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公安机关收到不予核准追诉决定书后，应当依法撤销案件，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这一规定打通了不予追诉与后续处置之间的衔接。

除专门矫治教育外，还可能涉及其他责任。行为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违反治安管理的，可能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可能被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撤销监护人资格等问题。因此，对于家长而言，正确的态度不是庆幸“孩子不用坐牢”，而是尽快评估后续处置风险，主动配合教育、矫治与赔偿工作。

六、即使被追诉，未成年人还有哪些法定从宽与保护？

即使核准追诉，未成年人身份仍然带来一系列法定从宽与程序保护，这些规定是“应当”而非“可以”，具有强制适用效力。

第一，从宽处罚是法定义务。《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里的“应当”意味着，只要行为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法院就必须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或者减轻，不存在裁量空间。这与“可以从轻”有本质区别，是辩护中必须明确提出的法定情节。

第二，办案方针与原则。《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这一方针不是口号，而是贯穿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全过程的指导原则。

第三，犯罪记录封存。《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对于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而言，封存制度直接关系到其复学、就业与回归社会，辩护中应当主动提出并督促落实。

第四，附条件不起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附条件不起诉有严格的适用范围与刑度限制，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案件，法定刑通常远超一年有期徒刑，实践中适用空间有限。辩护时应当如实评估，不宜作没有依据的承诺。

第五，其他程序保护。包括不公开审理、合适成年人在场、法律援助、社会调查、分案处理、羁押必要性审查等。这些制度共同构成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保护网，也是辩护工作可以依托的程序资源。

七、这类案件的辩护要点在哪里？

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案件的辩护，与普通刑事案件有明显不同，核心在于把辩护节点前移，把事实争点做细。

第一，年龄证据是首要战场。应当全面调取户籍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学籍档案、疫苗接种记录、住院分娩记录、独生子女证明、接生人员与亲属证言等材料，重点审查农历与公历换算、户籍登记时间与实际出生时间是否一致、是否存在为入学或者务工更改年龄的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这一规则体现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是年龄辩护最有力的依据。

第二，骨龄鉴定不能想当然。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骨龄鉴定”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证据使用的批复》，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年龄不明的，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者其他科学鉴定；经审查，鉴定结论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的，可以作为判断年龄的证据使用；如果鉴定结论不能准确确定行为时的年龄，而且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的，应当依法慎重处理。实践中，骨龄鉴定存在误差区间，不能仅凭一个骨龄数值就认定行为人已满十二周岁，必须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并审查鉴定机构资质、检材来源、鉴定方法、误差范围。

第三，情节是否恶劣要做足事实文章。应当围绕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及社会影响逐项展开，重点关注是否存在长期欺凌、家庭监护缺失、被胁迫或者被利用、临时起意、手段一般、事后积极施救等从宽事实。对共同犯罪，要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论证，争取不作情节恶劣的认定或者争取分案处理。

第四，行为定性与因果关系不能放弃。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是否具有杀人故意，行为与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都需要结合打击工具、打击部位、打击力度、行为人事后表现、双方关系、案发起因等综合判断。罪名不同，法定刑差别巨大，定性辩护的空间始终存在。

第五，核准阶段的辩护要前移。2026年规定明确，人民检察院应当查明辩护律师的意见，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经公安机关商请，人民检察院还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的案件讨论，对案件性质、证据收集、强制措施适用、法律适用提出意见。这意味着，辩护人不应当等到审查起诉阶段才介入，而应当在侦查阶段、报请核准阶段就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围绕年龄、行为、后果、情节四个要件逐项说理。作为长期办理此类案件的吉安刑事律师，笔者认为，核准阶段的书面意见往往比庭审阶段的辩论更能影响案件走向。

第六，程序性辩护同样重要。包括讯问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是否到场、法律援助是否落实、社会调查是否开展、羁押必要性是否审查、鉴定意见是否依法告知、证据收集是否合法等。程序违法一旦成立，可能影响证据能力，也可能影响案件的整体处理方向。

八、给家长的实务建议有哪些？

面对此类案件，家长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影响案件走向。以下建议具有操作性。

第一，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不要等到批捕、起诉或者开庭才找律师。核准追诉案件的辩护窗口在侦查阶段和报请核准阶段，越早介入，越能及时固定年龄证据、提出法律意见、参与程序沟通。

第二，立即固定年龄证据。找出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学籍卡、疫苗接种本、幼儿园与小学入学登记、住院病历等原始材料，核对记载是否一致。如果发现户籍登记与实际出生日期不符，应当尽早通过合法途径收集反证，不要自行涂改、伪造材料。

第三，不要串供，不要干扰证人，不要毁灭证据。这些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新的违法犯罪，也会严重损害后续从宽处理的基础。家长的情绪可以理解，但必须守住法律底线。

第四，依法赔偿、真诚道歉。赔偿应当通过合法、透明的方式进行，保留支付凭证与沟通记录；道歉应当真诚，避免刺激被害方情绪。赔偿谅解不是万能钥匙，但它是认罪悔罪态度的重要体现。

第五，积极配合社会调查。准备孩子的成长经历、家庭结构、监护情况、在校表现、性格特点、交友情况、犯罪原因、事后表现等材料，配合检察机关与社工组织的社会调查。这些材料直接影响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的评估。

第六，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同时承受恐惧、自责与外界压力，必要时应当寻求专业心理帮助。家长自身也应当保持理性，避免在孩子面前宣泄情绪或者作出不实承诺。

第七，了解程序节点与权利。包括核准追诉的报请与审查流程、强制措施期限、法律援助申请、会见与通信权利、申诉与控告权利等。在江西吉安本地办案，家属可以提前了解管辖检察院与看守所的会见安排，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耽误时间。

九、示意性案例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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