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在任时帮过老板的忙， 离职后他送钱表示感谢， 怎么就构成受贿罪了？"——"我已经退休三年了， 还能认定我受贿吗？"——"我和老板在任时只是普通同学关系， 离职后他主动送钱， 也不是事先约定的， 怎么被认定为受贿？"——"我收了请托人十万元， 但是我离职后他再来找我办的事是合规的， 这也构成受贿吗？"——"在职时为国家工作人员， 离职后到底属于什么身份？"这些是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中当事人和家属最关心的疑问， 也折射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离职前约定的证据审查、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分、 退休人员的身份认定、 辩护策略的展开等关键问题。 离职受贿的认定需要兼顾在职谋利事项、 离职前约定、 离职后收受三个核心要件， 任一要件缺失都将影响定罪。 本文依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 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等规定， 从构成要件、 约定审查、 罪名界分、 退休身份、 辩护要点五个维度作系统解析。 作为长期在江西吉安及周边地区办理刑事案件的吉安刑事律师， 笔者结合实务经验对离职受贿类案件辩护路径作系统梳理。
一、离职后收钱构成受贿罪的唯一路径
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离职前与请托人约定由请托人在其离职后送予财物， 离职后实际收受财物的， 以受贿罪论处。 这是离职后收受财物构成受贿罪的唯一法定路径， 三个要件缺一不可。
第一， 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谋利事项应当客观存在， 且属于行为人职务范围内的具体事项， 例如在政策扶持、 项目审批、 资金拨付、 资质准入、 招投标、 执法监管等领域为请托人提供便利。 谋利行为可以是承诺、 实施、 实现三个阶段的任一阶段， 依据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的规定， 明知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 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第二， 离职前与请托人约定。 约定是连接在职谋利与离职收受的关键桥梁， 既可以是明示的口头或书面约定， 也可以是默示合意的推认。 约定的具体内容、 收受时间、 收受方式、 收受数额等应当有合理的范围。 第三， 离职后实际收受财物。 收受的财物应当具有价值， 包括货币、 物品、 财产性利益（房屋装修、 债务免除、 会员服务、 旅游等）。 收受的时间应当在离职之后， 收受的数额应当达到受贿罪的入罪标准（依据法释〔2016〕9号， 三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 三个要件同时具备的， 方可认定为受贿罪； 任一要件缺失， 例如仅有在职谋利而没有离职前约定， 或仅有离职后收受而没有在职谋利， 均不构成本罪。
司法实践中， 离职受贿的认定往往存在约定证明的难题。 由于约定多为口头或隐晦， 缺乏书面证据， 司法人员需要综合聊天记录、 资金往来、 证人证言、 行为轨迹等证据进行推断。 约定的认定应当慎重， 笼统的「以后再说」或「先办事后给好处」式表述， 缺乏具体时间、 数额、 方式的明确性， 难以认定为受贿意义上的约定。
二、离职前约定的证据审查与常见争议
离职前约定的证据是离职受贿案件辩护的关键战场。 约定的形式、 内容、 证据链的完整性， 直接影响定罪与否。
第一， 约定的形式。 约定既包括明示的口头或书面约定， 也包括默示的合意推认。 明示约定的证据包括请托人的书面承诺、 双方的邮件、 短信、 聊天记录、 共同签署的协议、 共同在场的第三人证言等。 默示推认的证据包括行为人离职后请托人即向其或其近亲属大额转款、 请托人持续以特定方式向其输送利益等行为模式。 第二， 约定的内容。 约定的内容应当明确收受时间、 收受方式、 收受数额、 收受标的等关键要素。 笼统的「以后再联系」或「先办事后给好处」式表述， 缺乏具体约定内容， 难以认定为受贿意义上的约定。 第三， 约定的证据链。 司法实践中， 约定的存在通常通过综合证据判断： 在职期间与请托人的聊天记录、 邮件、 短信、 通话录音、 共同出入特定场所的记录、 离职前后请托人或其近亲属的转账凭证、 请托人或证人的陈述等。 单一证据的证明力有限， 需要多种证据相互印证。
约定的反证与辩点包括： 仅有请托人单方陈述而无其他客观证据印证的， 约定的认定应当慎重； 收受财物后行为人及时退还或上交的， 不构成受贿； 收受财物是基于真实民事法律关系（借贷、 赠与、 投资、 劳动报酬等）而非受贿的， 不构成受贿； 收受财物后行为人为请托人谋取的是合规事项， 不能将所有谋利事项不加区分地纳入受贿范围。 行为人收受财物时未告知请托人具体事项， 也未在谋利事项完成前与请托人达成收受财物的约定， 仅依据「久后送钱表示感谢」的单方陈述认定的， 证据明显不足， 应当作无罪处理。
三、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分
离职后收受财物除可能构成受贿罪外， 还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两者在行为模式、 主观目的、 法律适用上存在显著差异， 罪名之辩是本类案件的重要辩护阵地。
第一， 受贿罪。 依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行为模式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离职受贿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职谋利、 离职约定、 离职收受的延续， 其本质上是受贿行为的延伸， 罪名仍定受贿罪。 第二，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依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行为模式是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 第三， 两罪的关键区别。 受贿罪关注的是在职谋利+收受的时间延续性， 行为人收受财物是受贿行为的延续；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关注的是离职后再次利用原地位的影响力， 行为人收受财物是利用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利的新对价。 简言之， 离职后收受过去在职时谋利事项的酬谢的， 适用受贿罪； 离职后利用原地位为新事项谋利并收受财物的， 适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两罪在量刑上也存在差异： 受贿罪的法定刑与受贿数额挂钩， 数额较大三年以下、 数额巨大三至十年、 数额特别巨大十年以上至无期直至死刑；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定刑参照受贿罪执行， 数额标准相同， 但实务中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从宽掌握相对灵活。 辩护律师在罪名之辩中应当根据具体情形选择最有利的罪名评价， 并据此推动量刑最优化。
四、退休人员的身份与认定
退休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是离职受贿案件经常争议的问题之一。
第一， 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依据《刑法》第九十三条， 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 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二， 退休人员的身份。 退休人员已不再担任公职， 不再属于在职国家工作人员， 但其在职期间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受贿罪构成要件评价的基础。 在职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并在退休后收受财物的， 仍可以受贿罪追究， 这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是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明显不同。 第三， 退休前后的身份延续。 退休是任职状态的结束， 但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延续应当以在职期间为评价时点。 因此， 退休人员利用其在职时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财物的时间可以在在职时， 也可以延续到退休后， 但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应当以在职时为评价时点。
实务中需要注意， 退休人员收受财物时的身份是其定罪的关键参考因素： 收受财物时已经退休的， 一般应当考虑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分， 收受财物时仍在职的， 直接认定为受贿罪。 司法解释对退休后收受财物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认定规则： 退休前约定， 退休后收受的， 定受贿罪； 退休前未约定， 退休后利用原地位为新事项谋利并收受财物的， 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五、离职受贿的辩护要点
离职受贿的辩护应当从五个方面系统展开：
第一， 在职谋利事项之辩。 审查指控的谋利事项是否客观存在、 是否在行为人职权范围内、 谋利行为是否完成， 不存在谋利事项的应当出罪。 谋利事项应当具有具体性、 可识别性， 笼统的「对请托人提供过帮助」式表述难以作为受贿的谋利事项认定。 第二， 离职前约定之辩。 审查约定的客观证据是否充分， 是否存在默示推认的不当扩大， 约定的具体内容是否明确。 仅有请托人单方陈述或「久后送钱」式笼统表述的， 应当主张约定不成立， 进而主张受贿罪不成立。 第三， 离职后收受之辩。 审查收受财物的数额、 时间、 方式， 收受的财物是否与谋利事项存在因果关系， 是否存在借贷、 赠与等正当民事法律关系的合理抗辩。 及时退还或上交的， 不构成受贿。 第四， 罪名之辩。 在职谋利+离职前约定+离职后收钱三要件不完整的， 应当争取无罪； 三要件完整但行为同时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构成的， 应当择一从轻定罪。 第五， 从宽情节之辩。 全面争取自首、 坦白、 认罪认罚、 退赃等从宽情节， 推动量刑最优化。
离职受贿的认定是职务犯罪辩护的典型场景， 需要兼顾在职谋利、 离职前约定、 离职后收受三个要件的严格审查， 任何一个要件的缺失都可能成为出罪的关键。 江西吉泰律师事务所王吉成律师长期在江西吉安及周边地区办理刑事案件， 在职务犯罪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 注重从三要件严格审查、 罪名之辩、 从宽情节三个维度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合法权益。 如需专业法律帮助， 欢迎致电 183-0796-5661 或添加微信 lawyer_wang_zz 咨询。
六、示意性案例的辩护解读
【示意案例一】某市建设局原局长在任期间为某建筑公司在工程招标、 资质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离职前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约定「以后方便时给点辛苦费」。 离职两年后， 公司法定代表人以「感谢」名义向原局长转账八十万元。 案件以受贿罪起诉。 辩护律师提出： 约定的具体内容、 时间、 数额均不明确， 仅有笼统的「以后方便时给点辛苦费」式表述， 难以认定为受贿意义上的约定； 此外， 原局长在离职后未利用原地位为该公司新事项谋利， 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法院最终采纳意见， 认定约定不成立， 公诉机关撤回起诉。 本案提示， 约定的具体性是离职受贿定罪的关键要件， 笼统表述难以支撑定罪。
【示意案例二】某国企原总经理在职期间为某民营企业提供过经营便利， 离职后该企业法定代表人主动登门拜访并以「多年朋友情谊」名义送其二十万元， 未提及任何请托事项。 案件以受贿罪起诉。 辩护律师提出： 行为人与请托人在职期间没有具体请托事项的合意， 仅有笼统的「感谢」陈述； 离职后送钱时未提及任何请托事项， 也未有任何谋利事项的合意， 不能认定存在事先约定。 法院采纳意见， 认定受贿罪不成立。 本案提示， 离职后单方送钱而无具体请托事项的， 属于违纪或民事赠与， 不构成受贿。
【示意案例三】某省发改委原副主任退休后， 利用其在职时的影响力为某公司向现任发改委领导打招呼， 帮助该公司获得项目审批， 收受该公司一百五十万元。 案件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起诉。 辩护律师提出： 行为人在职期间与该公司没有具体请托事项的约定， 收受财物是利用原地位为新事项谋利的对价， 应当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非受贿罪。 法院最终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 量刑档次按受贿罪参照执行。 本案提示， 离职后利用原地位为新事项谋利的， 与收受过去谋利事项的酬谢应当分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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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提示：江西吉安刑事律师王吉成提醒， 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的辩护核心在于在职谋利、 离职前约定、 离职后收受三个要件的严格审查。 三要件缺一不可， 仅有笼统的「久后感谢」式表述难以支撑受贿罪定罪。 罪名之辩也是重要辩护路径， 离职后利用原地位为新事项谋利的， 应当争取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 该罪在量刑从宽掌握上较受贿罪有灵活空间。 职务犯罪类案件专业性强， 委托专业刑事律师尽早介入， 全面审查约定的具体性、 谋利事项的客观性、 收受财物的因果关系， 是实现有效辩护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