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厂门一锁、证件一收，工人走不掉只能不停干活，这是管理还是犯罪？”——“让员工连续加班，怎么就涉嫌强迫劳动了？”——“我只是帮老板从老家招了一批人送过去，怎么成了共犯？”——“厂里安排未满十六周岁的少年做喷漆工序，会定什么罪？”这是强迫劳动案件中当事人和家属最常提出的疑问， 也折射出手段要件的把握、 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分、 协助责任的认定等环节在辩护中的关键作用。强迫劳动案件多发生在工厂车间、建筑工地、小型作坊等用工场景， 劳动争议与刑事犯罪的边界模糊， 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的判断直接决定当事人是承担行政责任还是数年有期徒刑。本文依据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3修正）》第二百四十四条、 第二百四十四条之一，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一条， 从构成要件、 管理界分、 协助共犯、 童工罪名界分、 竞合处理、 单位犯罪与主从责任、 辩护要点七个维度作系统解析， 为当事人及家属提供可操作的辩护思路。作为长期在江西吉安及周边地区办理刑事案件的吉安刑事律师， 笔者结合实务经验对强迫劳动类案件辩护的实务规律作系统梳理。
一、强迫劳动罪的构成要件
强迫劳动罪规定在刑法分则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罪一章， 保护法益是劳动者的人身自由与劳动自由。准确把握其构成要件是罪与非罪判断的第一步。
《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以暴力、 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本罪的立法经历了一次重要修改：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原条文作了全面改造， 将罪名由强迫职工劳动罪调整为强迫劳动罪， 主体不再限于用人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 手段在限制人身自由之外增加暴力、 威胁， 删除基本犯的“情节严重”入罪门槛， 并新增协助行为共犯化与单位犯罪条款。据此， 本罪的成立应当把握以下四个核心要点： 第一个要点， 三种法定手段。暴力是指对劳动者身体直接实施强制力， 如殴打、 捆绑、 使用械具约束； 威胁是指以加害本人或亲属、 揭露隐私、 解雇扣薪、 没收财物等相要挟实施精神强制； 限制人身自由是指关闭工作场所与宿舍、 扣押身份证件、 设置门禁看守、 限制外出通信等， 使劳动者处于不能自由离开的状态。依法任何组织不得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件， 扣押证件本身就是认定限制人身自由的重要情节。三种手段具备其一即可， 无须同时齐备。第二个要点， 强迫性即违背意志。劳动必须出于劳动者自由意志的背离， 行为人通过上述手段压制劳动者的反抗与选择自由， 使其不能自由表达意愿、 不能拒绝劳动、 不能自由离开。劳动者自愿从事并可以随时脱离的， 不存在“强迫”可言。第三个要点， “劳动”的广义理解。本罪中的劳动不限于工厂车间的生产作业， 还包括建筑施工、 农业劳作、 家政服务、 手工作坊、 网络代工等各类体力与脑力劳务活动； 强迫他人从事的劳动本身合法与否， 不影响本罪的认定。第四个要点， 基本犯为行为犯。《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情节严重”的入罪要求， 行为人以法定手段实施强迫劳动行为即构成犯罪； “情节严重的”是法定刑升格条件，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认定涉及强迫人数、 持续时间、 劳动强度、 伤亡后果等因素， 辩护中应防止量刑档次的不当上浮。
二、企业管理制度与强迫劳动的界分
用工实践中， 加班安排、 绩效考核、 纪律处分等现象普遍存在， 正常管理失范与强迫劳动犯罪的界限， 是此类案件最常见也最关键的争点。
界分的法律基准应当把握： 依据《劳动法》第四十一条，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违反工时规定、 拖欠克扣工资、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等行为， 属于劳动行政违法与劳动争议， 通过劳动监察责令改正、 劳动仲裁、 民事诉讼解决， 不因管理行为本身构成犯罪。
罪与非罪的界分应当把握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 手段要素。企业安排超时加班、 扣发绩效、 罚款处分、 调岗降薪， 手段本身是管理与经济措施； 只有当企业以殴打、 捆绑、 威胁、 锁闭厂区、 扣押证件、 派人看守等暴力、 威胁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迫使劳动时， 才进入本罪的规制范围。第二， 自愿性要素。审查劳动者能否自由辞职、 自由拒绝加班、 自由出入工作场所： 有正常的入职离职渠道、 工资按约支付、 请假辞职获得处理的， 难以认定强迫； 欲走不能、 欲辞不许、 出入被看守的， 强迫特征明显。第三， 程度要素。即使存在一定强制色彩， 还应审查是否达到剥夺人身自由与劳动自由的实质程度， 偶发的言语施压、 严格考勤与持续性、 系统性的压制不可同日而语。将劳动违法行为直接升格为刑事犯罪， 是此类案件最常见的追诉偏差， 辩护中应当通过劳动合同、 考勤记录、 工资流水、 辞职沟通记录等客观证据还原用工实态。
三、协助行为的共犯化：招募、运送人员的责任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协助行为共犯化条款， 使为强迫劳动提供人员输送支持的第三方纳入打击范围， 劳务中介、 运送环节的从业人员面临直接的刑事风险。
《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明知他人实施前款行为， 为其招募、 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协助行为的责任认定应当把握以下三个核心要点： 第一个要点， 明知是主观构成的前提。行为人必须明知他人正在实施强迫劳动， 明知包括确切知道， 也包括根据招募话术、 报酬异常、 现场见闻、 事中经历等具体情形能够认识到。仅在事后知悉或者确实无从知晓的， 不应追究本罪责任。第二个要点， 招募、 运送及其他协助行为的范围。招募是指以招工名义为实施强迫劳动的单位或个人物色、 集结人员； 运送是指将人员输送至强迫劳动场所； 其他协助行为包括提供看管看守、 提供食宿场所、 代为保管证件、 记账结算等支持行为。协助行为人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法定刑与实行行为人相同。第三个要点， 主从责任的区分仍可适用。协助行为人虽然依照第一款处罚， 但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 辅助作用的， 仍应依照刑法总则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 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正规劳务中介、 劳务派遣企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用工单位介绍、 输送劳动者， 收取的是正常中介费用， 不构成犯罪； 将普通招工行为混同于犯罪协助， 是此类案件辩护必须纠正的偏差。
四、与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的关系与界分
《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之一规定的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与本罪同处侵犯劳动权益犯罪体系， 且条文相邻， 二者的关系与界分直接影响罪名选择与量刑档次。
《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之一系2002年12月28日《刑法修正案（四）》增设， 其第一款规定： “违反劳动管理法规， 雇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 或者从事高空、 井下作业的， 或者在爆炸性、 易燃性、 放射性、 毒害性等危险环境下从事劳动， 情节严重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两罪的界分应当把握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对象不同。强迫劳动罪的对象不限年龄与身份； 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的对象仅限于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童工身份的年龄认定（户籍资料、 出生证明）是此类案件的基础事实。第二个要点， 手段不同。本罪必须以暴力、 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实施； 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不要求任何强迫手段， 雇用本身置于危重劳动情形即符合行为要件， 危重情形限定为超强度体力劳动、 高空与井下作业、 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等危险环境作业三类。第三个要点， 入罪门槛不同。本罪基本犯为行为犯； 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以“情节严重”为入罪条件， 情节特别严重为升格条件， 主体上处罚直接责任人员。两罪发生竞合时——如以强迫手段雇用童工从事危险环境作业——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 一般应比较法定刑择一重罪处断。此外， 该条第二款规定， 有前款行为造成事故又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如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期间发生伤亡事故同时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等罪的， 应当数罪并罚， 这也是辩护中审查罪名个数与处断规则的重点。
五、与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的竞合处理
强迫劳动的手段行为常常同时触犯其他罪名， 竞合关系的准确处理关系到罪数判断与量刑轻重， 是辩护中不可回避的技术环节。
竞合处理应当把握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与非法拘禁罪的关系。以限制人身自由方法强迫劳动的， 该手段行为同时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罪的特征， 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的竞合形态；由于强迫劳动罪的构成已完整评价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与强迫劳动的目的， 实践中一般以强迫劳动罪一罪评价即可， 不再另行认定非法拘禁罪。但行为人基于索债、 报复等另起犯意单纯剥夺他人人身自由， 与强迫劳动无关的， 应分别评价。第二个层面， 与故意伤害罪的关系。强迫劳动过程中实施暴力致劳动者轻伤的， 轻伤结果通常作为强迫手段的情节与升格量刑的考量； 致人重伤、 死亡的， 因伤害结果已超出强迫劳动罪的评价范围， 应从一重罪处断或者依法并罚， 具体取决于伤害系强迫手段的自然延续还是另起犯意的独立行为。第三个层面， 因果关系的审查。无论处断规则如何选择， 伤害、 伤亡结果必须与强迫手段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劳动者自伤自残、 自身疾病发作或者与强迫行为无关的意外事件， 不能归责于行为人。辩护中应当通过伤情鉴定、 就医记录、 现场证据审查结果归属， 防止把与强迫劳动无关的结果计入罪责。
六、单位犯罪与主从责任的区分
强迫劳动罪设有单位犯罪条款， 且实践中多为企业组织实施， 责任主体的范围与层次划分， 直接决定“抓谁、 抓到什么程度”。
责任认定应当把握以下三个核心要点： 第一个要点， 单位犯罪的认定。《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罪要求强迫劳动系体现单位整体意志的行为， 通常表现为经单位决策层决定、 以单位名义实施、 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将为单位利益实施的组织化强迫劳动认定为单位犯罪， 对单位判处罚金， 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处罚， 处罚结构与个人犯罪存在差异， 罪名适用时应先行审查单位犯罪是否成立。第二个要点， 两类直接责任人员的范围。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指组织、 指挥、 决定实施强迫劳动的负责人， 如实际控制人、 厂长、 分管生产的负责人；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具体组织看管、 实施暴力威胁、 执行强迫的核心实施者。未参与决策、 未实施强制行为的普通行政、 财务人员， 不应纳入追诉范围。第三个要点， 主从责任的层次区分。多人参与的强迫劳动案件中， 应依照刑法总则关于主犯、 从犯的规定区分责任： 起组织、 指挥、 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起次要、 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应当从轻、 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看守、 后勤、 记账等辅助角色与组织者、 实施者的责任应有明显梯度， 一律按主犯评价有违罪责刑相适应， 也是辩护的重要方向。
七、辩护要点的系统展开
强迫劳动罪的辩护应当围绕手段要件与自愿性认定两大轴心， 从以下五个方面系统展开：
第一， 手段要件之辩。逐一审查指控暴力、 威胁、 限制人身自由的证据： 殴打有无伤情鉴定与目击证言印证， 威胁有无具体内容与传递记录， 限制人身自由有无门禁设置、 看守安排、 证件扣押的客观证据； 将工作纪律约束、 严格考勤、 经济处罚拔高为犯罪手段的， 应坚决主张手段要件不成立， 本罪即无从谈起。
第二， 劳动自愿性之辩。系统调取劳动合同、 工资支付记录、 考勤与请假记录、 辞职离职的沟通记录、 劳动者与家人自由联络的证据， 证明劳动者能够自由表达意愿、 自由离开； 劳动者长期未投诉、 未报案的时间线事实， 也是动摇强迫性认定的重要佐证。自愿性与手段要件相辅相成， 二者任一不成立， 犯罪即不能认定。
第三， 情节严重与罪名之辩。情节严重系法定刑升格条件， 应审查强迫人数、 持续时间、 劳动强度、 伤亡后果等证据是否达到升格标准， 防止量刑档次不当上浮； 同时根据行为对象与情形， 审查是否应认定为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等处罚结构不同的罪名， 争取最有利的罪名评价。
第四， 协助行为与明知之辩。对招募、 运送环节的行为人， 重点审查明知证据： 聊天记录、 招募话术、 报酬水平、 现场经历能否支撑明知认定； 正规劳务中介、 派遣用工与犯罪协助的界限应予厘清， 不明知的中介行为依法出罪。
第五， 责任形态与从宽情节的全面争取。正确区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 限缩直接责任人员范围、 主张从犯地位； 系统梳理坦白、 认罪认罚、 赔偿谅解、 初犯偶犯等情节， 推动不起诉、 缓刑等处理， 实现刑罚效果的最小化。
八、示意性案例的辩护解读
【示意案例一】某加工厂经营者高某因订单紧张要求工人连续超时加班， 个别工人因请假被扣发当月绩效， 劳动监察部门责令整改后， 高某被举报涉嫌强迫劳动罪移送侦查。辩护律师调取劳动合同、 工资流水、 考勤请假记录与厂区出入监控， 提出本案不存在暴力、 威胁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 工人可自由出入厂区、 工资正常结算、 请假虽有经济扣减但未被剥夺自由， 超时加班属于劳动行政违法而非刑事犯罪。经审查， 办案机关认定手段要件不成立， 作出撤案处理。本案提示， 企业管理失范与强迫劳动犯罪之间隔着“手段”与“自愿性”两道门槛， 客观用工证据是出罪的关键。
【示意案例二】某劳务人员秦某受同乡之托为某作坊招募工人， 明知该作坊要求“吃住都在院内、 平时不让出门”仍先后运送十余名工人前往， 并代为保管部分工人身份证件。作坊经营者案发后， 秦某被以强迫劳动罪追诉。辩护律师提出： 秦某未实施暴力威胁与看管行为， 运送与代管证件系辅助性协助， 作用明显次于经营者， 应认定为从犯并减轻处罚； 秦某到案后如实供述、 认罪认罚。法院采纳从犯认定， 结合认罪认罚情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本案提示， 协助行为共犯化条款下， 明知与主从责任的层级审查直接决定量刑幅度。
【示意案例三】某家具厂安排两名未满十六周岁的少年在喷漆车间长期从事油漆作业， 车间通风不良且使用含毒害性成分的溶剂， 未采取防护措施。案发后侦查机关最初以强迫劳动罪立案。辩护律师提出： 本案工人系经家属同意自愿入厂、 按月领薪、 可自由离职， 不具备强迫手段； 但雇用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在毒害性危险环境从事劳动且情节严重， 符合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的构成， 罪名应变更为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办案机关采纳意见变更罪名， 对直接负责的车间负责人依法定罪处罚。本案提示， 对象年龄、 手段要件与危重情形的逐一核对， 是相邻罪名精准界分的基础。
结语
强迫劳动罪的认定与辩护是一项兼顾人身权利保护与用工现实的技术性工作， 涉及手段要件、 自愿性认定、 罪名界分与责任层次多个层面。依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 第二百四十四条之一及相关规定， 此类案件辩护应当回归到“手段要件审查到位、 劳动自愿性证明到位、 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界分到位、 相邻罪名区分精准到位、 竞合处断规则适用到位、 责任层次划定到位、 从宽情节争取到位”的多重维度。劳动有自由， 刑责有边界： 劳动行政违法不应被轻易升格为刑事犯罪， 而以暴力、 威胁、 限制人身自由手段剥夺劳动者自由的实施者与明知协助者也必将面临刑责。辩护律师应当从手段要件、 自愿性证据、 情节严重、 协助明知、 责任形态五个方向系统展开， 为当事人争取罪轻乃至出罪的最大空间。江西吉泰律师事务所王吉成律师长期在江西吉安及周边地区办理刑事案件， 专注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与重罪辩护业务， 注重从罪与非罪的边界、 罪轻罪重的层级、 从宽情节的挖掘全流程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如需专业法律帮助， 欢迎致电 183-0796-5661 或添加微信 lawyer_wang_zz 咨询。需要特别声明的是， 本文所引法律条文均为公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示意案例】部分均为概括性描述， 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 案号或裁判文书， 仅用于法律逻辑的阐述。涉及具体案件时， 仍需结合案件全部事实与证据进行专业、 精细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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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提示：强迫劳动罪辩护核心在手段要件的严格审查与劳动自愿性的证据还原。《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以暴力、 威胁、 限制人身自由三种手段限定犯罪成立范围， 基本犯为行为犯而“情节严重”仅系量刑升格条件； 超时加班、 扣发绩效等管理失范属劳动违法范畴， 与强迫劳动存在本质区别。明知他人强迫劳动而招募、 运送人员的按本罪处罚但从犯认定仍可争取； 与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的界分要点在对象年龄、 强迫手段与危重情形。一旦涉刑， 手段要件之辩、 自愿性之辩、 罪名界分之辩、 明知之辩与责任层次之辩， 均是辩护实务中的关键节点。辩护律师应当协助当事人准确把握上述要点， 在强迫劳动案件辩护的全流程中守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