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方压根就没有欠我这笔工程款，为什么还能立案、还能赢？”“合同是真的，可他捏造了验收和付款环节，说我们违约了。”“官司输了只是要赔钱吗，怎么还有人说要坐牢？”——虚假诉讼是商事纠纷中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容易被误判的一类风险。近年来，因催收无果、债务人恶意逃废债、乃至个别当事人铤而走险，捏造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诉讼的案件并不罕见。公众对它的印象，往往停留在“就是打官司输了想赖账”这一层，而真实的法律评价要复杂得多：虚假诉讼罪并不是只要起诉被驳回就成立，它有独立的构成要件、独立的入罪门槛和独立的量刑档次。
依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江西吉安及周边的企业经营者与个人当事人而言，这一条文有两层意义：一方面，它划出了一条不得逾越的底线——诉讼是权利救济手段，不能被当作敲诈或者报复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同样划出了一条安全线——只要主张有事实和证据支撑，即便败诉，也不必然入罪。准确把握这条分界线，是商事主体避免刑事风险、涉案当事人争取正当权利的前提。本文依次展开。
一、虚假诉讼罪的立法目的与构成要件
《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分两款规定。第二款前段处理伪造、变造、隐匿、毁灭会计凭证、账簿等证据的行为，属于妨害司法秩序型；后段处理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行为，属于本节讨论的核心；第二款末段另行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处理方式。将三类行为并列立法，可以看出立法者的关注点：司法秩序本身是一种需要刑法保护的法益，而伪造证据与捏造事实提起诉讼，正是从两个方向破坏这一法益——一个是在诉讼进行中污染证据，一个是在诉讼启动时伪造前提。
据此，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可以拆解为四项。一是客观行为：行为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且诉讼中主张的基础事实是捏造的、根本不存在或者与客观情况严重不符。二是主观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法律依据或者与客观事实不符，仍以虚构的债权债务关系、合同关系、侵权事实提起诉讼，并且追求诉讼结果，主观目的通常指向非法占有他人财物、逃避真实债务或者打压竞争对手。三是结果要件：行为达到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程度，二者满足其一即可入罪。四是前置的财产犯罪关系：这类案件的行为人往往还涉嫌诈骗、职务侵占、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等犯罪，最终定性会涉及想象竞合或者数罪并罚的处理。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罪属于目的犯。行为人提起虚假诉讼，必须具有追求非法利益的确定目的；如果起诉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争取谈判筹码、或者配合其他诉讼程序中的策略性主张，即使事实主张最终不能被支持，也不具备本罪所要求的目的要件。目的的认定，往往要通过行为人起诉前后的言行轨迹来推断——是否在败诉后立即转而采取其他方式实现债权、是否存在与被告方人员的私下接触与协商、起诉时机是否刻意选择对方资金链紧张或正在参与重大交易的节点。
二、“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四种表现形态
司法实践中，“捏造”大致表现为四种形态，辩护中首先要做的是把案件事实归入其中一类。
第一类是凭空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合同、货物交付与款项结算，行为人却伪造借条、结算单、发票、或者利用已被注销的公司名义提起民间借贷、买卖合同之诉。这类案件在工程款、货款、借款三类纠纷中最为常见，也是最容易被识破的一类，因为缺乏交易的任何原始痕迹。
第二类是捏造合同履行与违约事实。基础合同关系真实存在，但交付、付款、验收、结算、违约这些关键环节被虚构，用以放大债权金额、抢占诉讼时机或者把质量瑕疵争议包装成被债务人违约。这类情形的隐蔽性最强，因为合同本身是真的，审查重点必须落到履行链条上——发货单、送货签收、验收记录、付款流水、发票开具、往来函件、微信与电话沟通记录，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可能暴露出事实的拼接痕迹。
第三类是捏造侵权或违约事由。通过虚构的损害事实向与自己存在竞争或者矛盾关系的相对方索赔，形成事实上的商业压制，典型如虚构劳务损害、虚构质量事故、虚构知识产权侵权、虚构股东出资瑕疵等。这类案件的隐蔽性同样较高，因为对方往往缺乏完整的第一手记录，事后补证的空间大，因此伪造痕迹的固定尤为关键。
第四类是伪造证据支撑捏造的事实。包括伪造合同、伪造印章、伪造验收单据、伪造转账凭证、伪造工资表与会议纪要，甚至伪造国家机关公文，使虚假事实披上证据的外衣。这一形态本身即可能触犯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等，应当单独评价并数罪并罚。四个形态可以并存，例如先捏造债权，再伪造借条与转账记录配套包装。
这里有一条必须分清的分界线：证据形式上的瑕疵、证明力不足、或者当事人对法律关系的理解偏差，属于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围，由法院通过举证责任分配与证据规则解决；而主观上编造出原本并不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才进入刑事评价的视野。两者之间不是程度差异，而是性质差异。
三、“妨害司法秩序”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两种结果
本罪的入罪门槛高于单纯的起诉败诉，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结果要件上。它有两条并列的入罪路径，辩护时应当逐一对应、分别展开，不能笼统主张。
第一条路径是妨害司法秩序。行为指向的是国家审判活动的正常运行与公信力。典型情形包括：伪造国家机关公文、伪造法律文书或者票据，欺骗法院立案或者形成错误的裁判基础；串通他人作伪证、虚构诉讼参与人；通过虚假诉讼恶意拖延执行、阻碍执行程序；反复以同一捏造事实提起诉讼，滥用诉讼程序；在生效裁判后仍就同一捏造事实反复申诉缠诉，损害司法权威。这类路径的评价重心在行为方式本身，即使没有直接损害被害人的财产，也可能因程序性危害达到入罪标准。
第二条路径是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行为指向的是被害人的实体权利与财产利益。典型情形包括：导致法院作出错误裁判并实际强制执行、划拨或处置了被害人的财产；使被害企业陷入失信被执行、被限制高消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融资受阻、招投标受限等困境；导致被害企业账户被冻结、生产经营中断，损失难以弥补；导致被害人个人信用受损、财产被错误处分。此路径强调“严重”二字，一般要求有实际的、可量化的损害后果，而不仅仅是诉讼未获支持。
两条路径的证明难度不同。妨害司法秩序型重在行为轨迹与伪造痕迹，证据多集中在书证、电子数据与鉴定意见上；侵害合法权益型重在损害后果的量化，需要通过裁判文书、执行裁定、银行流水、征信影响材料、审计与损失评估意见来支撑。辩护实践中，两条路径应当同时铺开：一条论证程序危害有限，一条论证实体损害不足或因果关系断裂，这样才不至于在单一路径上孤注一掷。
四、情节严重的认定与量刑档次
本罪的法定刑为两档：未达到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两档之间是七年刑期的落差，因此“情节严重”的认定往往是案件真正的胜负所在。
依照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情节严重的认定通常围绕数额、次数、后果、手段与情节五个维度综合判断。数额维度关注涉案金额与实际骗取、转移的财产数额；次数维度关注是否存在多次、反复提起虚假诉讼，是否形成套路化操作；后果维度关注法院是否作出错误裁判、财产是否被实际处分、被害人经营是否陷入实质性困境；手段维度关注是否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票据、是否使用技术手段伪造电子数据；情节维度关注是否在终审裁判生效后继续申诉缠诉、是否与他人串通作伪证、是否自首坦白立功、是否退赔挽回损失。
这一认定有两个技术要点需要提醒。第一，上述因素都不是自动生效的，每一个都需要客观证据支撑，不能仅凭推断主张；第二，涉案金额的认定方式往往与民事审判一致，直接套用民事案件中的标的额，未必准确。辩护应当逐项核对涉案金额的计算依据——是诉讼请求金额，还是实际转移的财产数额？其中已经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部分、属于重复计算的部分、尚未实际到手的部分，是否被一并计入？金额是本案从三年档进入七年档的第一块跳板，也是最容易被机械累加的一块跳板。
量刑环节还需要注意从宽情节的空间。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赔偿被害方损失并取得谅解、立功等情节，在虚假诉讼案件中同样具有实质作用。特别是退赔与谅解：被害方往往是企业，其真实诉求既包括返还被错误转移的财产，也包括弥补因此遭受的经营损失，赔偿到位并妥善落实，往往能显著改善量刑结果。此外需要注意，一旦同时构成其他犯罪，宣告刑将相应提高，从宽的空间会被压缩，这正是辩护中反复强调不要让行为链条上出现新的罪名的原因。
五、与诬告陷害罪、诈骗罪的界分
虚假诉讼罪在实务中很少单独出现，它几乎总是与前置罪名捆绑在一起被指控，因此定性之争往往比量刑之争更重要。
与诬告陷害罪的界分：诬告陷害罪以捏造事实向有关机关告发，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其行为方式是向公安、检察、监察或者有关组织告发；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通过裁判实现非法目的。《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诬告陷害罪与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陷害诬陷他人的从重处罚情形。当行为人以虚构的债务关系提起民事诉讼，导致对方被卷入诉讼、财产被错误执行时，实践中一般不按诬告陷害罪处理，因为民事诉讼本身是法定救济渠道，评价重点仍是是否妨害了司法秩序与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而当行为人直接向办案机关告发、意图启动刑事追究，或者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陷害他人时，才可能落入诬告陷害罪的射程。《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侵入住宅罪在以暴力方式逼迫他人签署虚假债务文件、催收时可能同时触及，同样需要单独评价。
与诈骗罪的界分：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要求行为人直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虚假诉讼罪则是先虚构事实启动诉讼程序，再借助国家的裁判行为实现非法占有。二者的差别在于实现路径——一个是行为人直接骗取，一个是行为人借助司法程序把骗取包装成胜诉。两罪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以财产处分是否已经完成为准：若法院已经作出错误判决，被害人的财产已被实际执行转移，诈骗罪既遂，虚假诉讼罪与诈骗罪可能构成想象竞合，依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理；若起诉后即被驳回或者原告主动撤诉，被害人财产未被实际处分，则诈骗未遂，评价重心回到虚假诉讼罪本身的妨害司法秩序与严重侵害合法权益。
六、与民事虚假诉讼的边界：民事权利行使的界限
这是当事人最容易产生误解、也最需要讲清楚的一节。诉讼是权利救济机制，任何一方在纠纷发生后都依法享有起诉的权利，而起诉的事实主张是否被法院采信，属于法院的职权范围。因此必须明确：败诉绝不等于犯罪。
当事人在诉讼中败诉，可能有多种原因：证据不足、被告主体不适格、诉讼时效经过、约定条款被认定无效、举证责任分配导致不利后果、或者法院对证据的理解与当事人主张不同。只要当事人在起诉时提出的事实主张具有合理依据，主观上没有编造事实的故意，即便最终败诉，承担的也只是诉讼费与相应的民事责任，不产生刑事责任。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并对虚假诉讼行为设置了相应的司法制裁与民事责任，这是民事程序自身的回应机制。
但民事制裁与刑事责任之间存在明显的位阶落差。民事层面的规制，主要着眼于驳回诉讼请求、制裁滥诉行为、课以诚信诉讼义务、情节严重的罚款拘留等；刑事层面的评价，则要求行为已经越过了正当权利行使的边界，具备主观的非法目的，并达到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实害程度。判断一个人是否越界，应当看三个问题：他主张的事实是法律评价上的失准，还是客观世界中根本不存在？他起诉是为了实现权利，还是为了非法取财？诉讼程序有没有产生实际的危害后果？三个问题依次否定，答案就清楚了。
需要提醒企业的还有一点：诚信诉讼的边界并不等于保守诉讼。经营者在合同履行、催收、对账、索赔的全过程中，应当妥善保存合同、订单、送货单、验收单、发票、付款凭证、往来函件与沟通记录。这些材料既是日后维权的武器，也是面对虚假诉讼指控时最有力的抗辩材料。证据留痕做得好，才能在对方指控捏造时从容应对；反之，平时不留痕，涉诉时就只能被动承受对方编造的叙事。
七、诉讼欺诈与刑事犯罪的转化路径
许多虚假诉讼案件并非一开始就以刑事为目的，而是从民事诉讼中的技术性操作逐步滑向刑事风险。这个转化过程有迹可循，是企业和个人提前防范的着力点。
典型的路径大致有四段。第一段是争议初期的试探：一方在谈判中提出明显超出实际的主张，试探对方是否愿意花钱了结，此时若对方拒绝，争议方转而提起诉讼。第二段是诉讼中的事实加工：为支撑主张，开始制作合同、结算单、验收记录等原本不存在的文件。第三段是证据的伪造与配齐：伪造印章、伪造转账记录、伪造工资表与会议纪要，甚至倒签日期，使整条证据链在形式上看不出破绽。第四段是结果导向的驱动：法院基于形式完整的证据链作出错误裁判，财产被实际执行；此时行为人的心态往往已经不是维权，而是获利，并且会继续使用同一套虚假材料在其他案件中复制。
转化节点通常出现在第三段。第四段开始前的行为，还可能停留在民事失信甚至纪律责任的范畴；一旦伪造的证据被提交法院并进入审判程序，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是当事人之间的私事，而是对国家审判活动的干扰。这一节点的存在，也解释了为什么实务中虚假诉讼罪的犯罪主体多为熟悉商事流程、掌握制证工具或与中介机构有联系的人员。
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防风险的重点应当前移。第三段之前是合规问题，第四段之后是刑事问题，而把资源投向第三段的识别与阻断，性价比最高。具体而言：印章管理必须分离保管，财务章与法人章不得由同一人控制；合同签署必须有完整的用印审批记录与归档；对外付款必须以合同、验收与发票三单匹配为前提；任何要求先出具收据、确认欠款、或者补签空白文件的第三方请求，都应当直接拒绝并报法务审核。发现已经存在异常用印、异常付款申请时，应当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并固定记录，而不是等到诉讼文书送达之后再作处理。
八、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的认定
《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明确规定，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款设计，使虚假诉讼罪成为典型的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并行的罪名。
单位犯罪的认定要把握三个层次。第一，犯罪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能否作为单位犯罪主体，实践中存在分歧，一般从严认定。第二，犯罪行为必须体现单位意志，而非某个个人的私意，判断的核心是相关决定是否经过单位内部决策程序，抑或纯属个人擅自操作。第三，犯罪所得必须归单位所有或者用于单位利益，这恰恰是区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最实质的一点——如果虚构的债权所获款项进入个人账户且用于个人挥霍，往往被认定为个人犯罪，不适用单位犯罪的规定。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通常指对决策起决定作用的人员，如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指在执行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如具体经手合同、付款与用印的人员。辩护中区分主从，对量刑有直接意义。依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应当区分主犯与从犯，按照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分别处罚。对于受上级指示、仅执行制单据、对虚构事实并不完全知情、参与程度较低、获利明显少于决策者的被告，主从犯的区分往往能带来实质性的刑期差异。
这里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单位犯罪的罚金与直接责任人员的刑期是同步的，单位被判处罚金不影响个人责任的承担；反过来，办案机关一旦决定追究单位责任，也不能自动免除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因此在为单位、企业和个人同时提供辩护时，三者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辩护方案必须分别评估，不能用一套方案覆盖全部当事人。
九、示意性案例的解读
【示意案例一】（案例为示意性改编，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供货关系，货款总额八十万元，乙公司已付款三十万元。甲公司为追讨剩余款项，指示员工伪造了一份五十万元的《工程结算单》和一张乙公司财务章的付款回单，以此主张乙公司拖欠一百三十万元，并将结算单日期倒签至实际交付之前。乙公司收到起诉材料后通过财务账册、仓储出入库记录和银行流水逐项核对，发现交付数量与单据严重不符，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案件审理中，辩护人围绕伪造结算单、倒签日期、同一枚财务章在同一年度内出现异常加盖密度等细节展开举证，促成对文书形成时间的鉴定意见。法院经审理认为，甲公司以捏造的交付与结算事实提起诉讼并伪造财务凭证，已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依法以虚假诉讼罪与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数罪并罚。本案提示，有真实交易背景不等于主张真实，捏造履行环节并伪造配套证据即可能跨越民事与刑事的分界，伪造痕迹的时间线是案件中最容易被攻破的环节。
【示意案例二】（案例为示意性改编，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丙因与丁的借款纠纷败诉后，认为继续走民事程序无望，遂与其法律顾问共同商议，另行捏造一张借款金额三百万元的借条，并伪造转账记录、伪造丁的签名确认还款承诺，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诉讼中明确表示愿意承担虚假陈述的责任。经审查，丁公司因被错误判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而无法参加招投标，一笔已中标的项目被取消，经营受影响。法院经审理认为，丙以捏造的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诉讼，致被害企业信用受损、经营受损，其行为同时妨害司法秩序并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构成虚假诉讼罪；其另行伪造借条、转账记录与签名确认的行为，另构成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等，依法数罪并罚。本案提示，虚假诉讼的社会危害不止于财产转移，信用惩戒与经营阻断同样构成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情形，数额虽未实际到手也不影响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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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提示：江西吉安刑事律师王吉成提醒，虚假诉讼罪的认识最容易走两个极端——既不能把败诉等同于犯罪，也不能把捏造当作商战手段。本文的防线可以归纳为六条：先分性质，主张有据而败诉是民事问题，编造不存在的权利基础才是刑事问题；再查形态，把案件归入凭空捏造、捏造履行环节、捏造侵权事由、伪造配套证据四类之一，是辩护展开的起点；算清结果要件，妨害司法秩序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两条路径分别论证，不把希望押在一条路上；盯住情节严重，涉案金额、诉讼次数、实际损害、伪造手段、从宽情节逐项落实，其中涉案金额的计算基础是最值得复核的一处；辨清罪名竞合，与诈骗罪、诬告陷害罪、伪造印章罪的竞合关系决定宣告刑总量；区分单位与个人，单位责任与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需要分别评估。企业在日常经营中，把印章、合同、付款三道关口管住，既是防范虚假诉讼的防线，也是保护自身最有效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