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台居民在内地犯罪如何处理？区际刑事管辖

引言

“香港客户在内地谈生意被刑事拘留，香港的律师能来出庭吗？”——“这是不是涉外案件，要走外事程序？”——“会不会被判了刑再驱逐出境？”——“人已经回台湾了，内地还管得了吗？”——港澳台居民涉嫌刑事案件发生后，当事人和家属的疑问往往集中在这几点。不少人凭直觉把港澳台居民当成“境外人士”，认为案件是涉外案件，处理程序与外国人一样；也有人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港澳台与内地“互不管辖”，逃回港澳台就万事大吉。两种理解都不准确。

准确的法律定位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内地（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是四个相对独立的法域，法律制度各自运行；港澳台居民是中国公民，他们在内地（大陆）犯罪，实体上完整适用内地刑法，程序上不作为涉外刑事案件，但因身份与沟通的特殊性，可以参照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办理。对于江西吉安及周边地区的涉外涉港澳台经济活动而言，这类案件的当事人既有本地居民也有来自港澳台的投资者、务工者与游客，理清管辖与程序规则，是维护合法权益的第一步。本文围绕法域定位、管辖依据、程序参照、辩护委托、区际协助五个层面展开。

一、“一国两制”下的法域差异：港澳台案件为什么不是涉外案件

理解这类案件，先要理解“法域”这个概念。法域是指同一主权国家之内，因法律适用地域不同而形成的独立法律体系的效力范围。我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法律制度，香港沿用普通法系，澳门沿用源自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台湾地区也有其现行运行的法律体系。在国家尚未完全统一的现实条件下，内地（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各自适用自己的法律，形成“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

法域独立带来一个重要的法律后果：内地与港澳台之间、港澳台相互之间的司法事务，属于 区际 法律问题，而不是国际法律问题。所谓涉外案件，以“外国”因素为判断标准——当事人是外国人、犯罪行为或对象涉及外国、需要通过国际条约或外交途径处理等。港澳台居民持有的是中国护照或中国公民身份，即使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出入境，其中国公民的身份不因地区而改变。因此，港澳台居民在内地犯罪的案件，不具有涉外属性，不适用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也不发生领事通知、外交途径解决等仅存在于国家之间的问题。

从司法解释的界定也可以印证这一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四百七十五条，涉外刑事案件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外国人犯罪或者我国公民对外国、外国人犯罪的案件；我国公民在领域外犯罪的案件；外国人在领域外对我国家或者公民犯罪的案件；以及对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管辖权的案件。四类情形无一以港澳台居民为对象。 港澳台居民在内地犯罪的案件，被排除在该条所称涉外刑事案件之外，这是处理此类案件的基本定位。

但同时要注意， “不是涉外案件”不等于“完全按内地居民案件办”。考虑到港澳台居民的身份核验、语言习惯、家属均在港澳台地区、文书需要跨境流转等现实因素，司法解释明确此类案件 可以参照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办理。换言之，这类案件在程序定位上是“不适用涉外程序、但参照涉外规定”，这个双轨结构贯穿侦查、起诉、审判全过程，也是辩护工作可以着力的制度空间。

二、内地法院凭什么管辖？属地原则与刑法第六条

管辖的实体法依据，是《刑法》第六条关于属地管辖权的规定。该条分三款：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这一条文是现行有效的《刑法》（2023年修正）第六条原文，三款内容完整清晰。

需要解释的是第一款的但书——“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按照通说，“特别规定”主要包括三类情形：一是民族自治地方依法制定的变通或者补充规定；二是刑法典之后国家颁布的其他特别刑事规范；三是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适用规则相关的安排——刑法作为全国性法律，未被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特别行政区实施，故不在港澳地区适用。台湾地区的情形，则是基于国家统一前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内地刑法在事实层面不在台湾地区实施。理解这一点非常关键： 港澳台地区在法律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地刑法对其享有属地管辖的法理基础，但基于“一国两制”在事实上不予实施。这既解释了为什么港澳台地区发生的犯罪不由内地法院按刑法处理，也解释了为什么港澳台居民进入内地（大陆）后犯罪，内地司法机关管辖起来名正言顺。

第三款的行为或结果择一规则，在跨境案件中尤为常用。例如，被告人在境外谋划、准备诈骗话术与剧本，被害人在内地基于被骗而交付钱款，诈骗结果发生在内地，内地即有管辖权；反之，行为人在内地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在港澳台地区遭受财产损失，行为地在内地，管辖依据同样成立。只要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落入内地，就构成领域内犯罪，不因被告人的居住地、户籍地在港澳台而受影响。

程序上的审判管辖，则依据《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犯罪地的范围，依据前述刑诉法解释第二条， 包括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针对或者主要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犯罪地还包括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的信息网络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等。对于涉港澳台的网络犯罪、电信诈骗关联犯罪而言，这一条扩张规则往往直接影响管辖连接点的成立与否，是辩护中审查管辖合法性的重点。

三、港澳台居民与外国籍被告人的区别：身份不同，规则不同

很多人把港澳台居民案件与外国人犯罪案件混为一谈，其实两者的制度差异非常明显，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刑诉法第十七条不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条的主体是“外国人”。港澳台居民是中国公民，不属于该条意义上的外国人，其案件按中国公民的标准适用刑诉法，不存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空间。

第二，不适用驱逐出境。我国刑法规定的驱逐出境，仅适用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港澳台居民是中国公民， 不能对其判处驱逐出境。实务中，有些家属担心“判完刑会被赶回去”，这属于误解；被判处刑罚的港澳台居民在内地依法服刑，刑罚执行完毕后如何返回港澳台，是其个人出入出境证件与出入境管理的问题，不是刑事处罚的内容。

第三，不适用领事通知制度。外国人被捕后有权的其国籍国领事官员探视、通报的制度，建立在国家间领事关系之上。港澳台居民不享有领事通知，相应的诉求应通过家属委托律师、向办案机关了解等正常诉讼渠道表达。

第四，量刑与处遇上无差别。港澳台居民在定罪量刑上与内地居民适用同一部刑法，自首、坦白、认罪认罚从宽、缓刑适用条件等完全相同，不因地区身份而从严或从宽。裁判文书中也不标注国籍，而是注明其港澳台居民身份及相关证件信息。

把这四点讲清楚，家属最容易走的两个认识误区就可以避免：一是误以为“涉外所以要请外国律师或者经由外事渠道”，二是误以为“港台身份可以换取更轻的处理”。都不成立。

四、港澳台居民如何委托辩护律师？

辩护委托是此类案件最先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基本规则是： 港澳台居民被告人可以委托内地（大陆）具有执业资格的律师担任辩护人。参照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外国籍被告人委托律师辩护的规定，外国籍被告人委托律师的，应当委托中国执业律师；港澳台居民案件参照该规则办理，即出庭辩护的律师必须持有内地（大陆）的律师执业证书。

由此带来一个常见问题：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执业律师，能不能来内地办这个案子？答案是 未取得内地（大陆）律师执业证书的港澳台律师，不能以律师身份在内地刑事案件中出庭辩护，也不享有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实践中部分港澳台律师虽有较高的专业声誉，但其执业资格不在内地法域内发生效力，家属若聘请其提供“法律咨询”性质的服务，无法替代内地律师的辩护职能。反过来，已取得内地律师执业资格、在内地律所执业的港澳台居民律师，可以依法以律师身份承办案件。此外，被告人依法还可以委托监护人、亲友等担任辩护人，但非律师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的会见受到限制，专业能力也无法与执业律师相比，通常只宜作为补充。

经济困难的港澳台居民被告人，可以依法申请法律援助，与内地居民同等对待。家属远在港澳台、短期内无法到场的，法律援助是保障辩护权的重要兜底渠道。

还有一个纯技术性问题值得家属注意： 跨境委托手续的公证与验证。家属身在港澳台地区，无法当面签署委托书并当面核实身份的，其授权委托文件应按通行规则办理手续——来自香港、澳门的委托文件，一般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制度办理公证后使用；来自台湾地区的文书，一般经两岸文书寄送验证渠道核验后使用。手续不规范，轻则耽误律师及时介入，重则导致会见、阅卷、提交手续等环节反复补正。作为办理此类案件的吉安刑事律师，笔者的建议是：委托手续宁可在第一时间按规范办妥，不要为了抢时间先口头委托再补文件。

五、程序上可以参照涉外规定的方面有哪些？

“参照涉外刑事诉讼程序办理”不是一句空话，它落到具体环节，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文字与翻译。内地刑事案件使用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港澳台居民中确有不通晓普通话、习惯使用粤语、闽南语等方言或者繁体字阅读的，参照涉外程序中为当事人提供翻译的规则，可以申请翻译协助，以保障其准确理解诉讼权利义务与指控内容。诉讼文书使用简化字制作，当事人阅读确有困难的，辩护人可以协助逐项释明。

第二，诉讼文书的送达。当事人居住在港澳台地区的，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等文书的送达，参照涉外程序中的送达方式办理，送达周期明显长于内地常规案件。这直接影响开庭时间的安排与审理期限的预估，家属和辩护人应当有合理预期，不宜套用内地普通案件的节奏。

第三，会见、通信与家属通知。港澳台家属来内地会见当事人、办理委托手续，涉及出入境证件与安排；辩护律师会见依律师会见规则进行。对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港澳台居民，办案机关通知其家属的方式和路径也与内地居民案件略有不同，辩护人应当主动跟进，确保家属知情权落实。

第四，强制措施的适用与监管条件。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强制措施对港澳台居民同样适用，但由于其居住地多在港澳台地区，羁押必要性审查时对“社会危险性”“监管条件”的评估更为审慎。辩护人若申请取保候审，需要就保证人条件、保证金缴纳、传讯到案的可实现性等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方案。

第五，审理期限的合理预期。参照涉外程序办理的案件，因送达、语言、证据跨境调取等因素，办案周期普遍较长。当事人与家属应当理解，程序上的合理延长不等于案件被搁置，更不等于对当事人不利，关键还是回到证据与法律适用本身。

六、案发后逃回港澳台：追缴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现状

实践中最常见的情形，是行为人在内地实施犯罪后返回港澳台地区居住，内地办案机关需要将其缉捕到案。这里必须先澄清一个法律概念： 引渡是国家之间的制度，内地与港澳台之间不存在引渡问题，相关需求属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范畴，理论上称为移交或者遣返。

现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没有统一安排，依靠个案协商与专门机制。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制定统一调整内地与港澳台之间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四个法域之间的协助主要依托以下渠道：两岸之间，1990年红十字组织会谈达成的金门协议确立了遣返合作的基础，2009年《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进一步就合作打击犯罪、送达文书、调查取证、罪赃移交、罪犯接返等作出安排；内地与澳门之间，签有关于刑事司法协助联络和移交被判刑人的专门安排；内地与香港之间，全面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安排尚付阙如，实践中的缉捕、追赃多以个案协商、警务联络方式进行。

这种格局带来三个直接后果。 其一，到案时间高度不确定。逃往港澳台的犯罪嫌疑人何时到案，取决于协作机制的运作与个案情况，短则数月，长则经年。 其二，刑事责任并不消灭。逃避不能中断追诉，通缉持续有效，口岸查验与边控措施使其进出内地时随时可能被查获；随着往来便利化与数据联通加强，侥幸空间在收窄。 其三，追赃依赖协助。涉案财物转移至港澳台的，追缴需要通过区际协助渠道进行，程序复杂、周期长，这也是办案机关重视当事人主动退赃退赔的现实原因。

对当事人而言，法律上的最优选择是明确的： 主动返回内地到案。依据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经亲友规劝、陪同到案的，或者接到办案机关通知后主动到案的，实践中一般也可以视为自动投案。逃匿数年后被查获，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两者的量刑后果有天壤之别。这一点，应当在第一时间向当事人本人讲透。

七、这类案件的实务辩护要点在哪里？

涉港澳台居民刑事案件的专业性，一半在实体，一半在程序与跨境事务。辩护工作应当围绕以下要点展开。

第一，身份证据的核验与固定。港澳台居民的身份材料与内地居民不同：香港、澳门居民的证明文件包括回乡证、港澳身份证件及当地居民登记资料；台湾居民以台胞证为主要出入境证件，涉身份争议时可调取台湾地区的户籍誊本等资料。身份信息直接影响强制措施文书、诉讼文书送达与判决书记载的准确性，也关系到取保候审后监管的可行性，应当逐项核对。

第二，程序权利的全面主张。包括翻译协助的申请、诉讼文书送达方式的确认、家属通知的落实、会见权的及时行使等。这些看似技术性的环节，恰恰是港澳台居民最容易出现权利保障疏漏的地方，发现疏漏应当及时提出。

第三，管辖连接点的审查。行为地、结果地是否确实落在内地，网络犯罪的犯罪地认定是否符合刑诉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则，直接决定管辖的合法性。对管辖存在争议的案件，应当依法及时提出异议，而不是留到庭审阶段被动应对。

第四，从宽情节的充分挖掘。自首、坦白、认罪认罚从宽、退赃退赔、取得谅解、初犯偶犯等情节，港澳台居民同样享有。需要特别指出， 地区身份本身不是从重情节，任何以“港澳台人员作案”为由的隐性从严倾向，都应当以证据和法律予以回应。跨境证据的调取还要审查其来源与形式是否合法、是否经过法定验证程序，境外形成的材料未经核实的不宜直接采信。

第五，跨境事务的统筹。家属在港澳台的委托手续公证、家属往来安排、退赔款项的跨境支付路径等，都需要提前设计。刑事辩护律师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法庭上的定罪量刑辩护，也体现在这些程序衔接事务的专业处理上。江西吉安地处内地与港澳台经贸往来的辐射区域，此类案件虽不如沿海密集，但一旦发生，跨境事务的处理经验往往决定办案效率。

八、给当事人与家属的实务建议有哪些？

结合前述规则，给当事人和家属几条可操作的建议。

第一，第一时间委托内地刑事辩护律师。不要等待港澳台律师或者寄望于其他渠道。案件在内地办理，只有内地执业律师能够会见、阅卷、出庭辩护。越早介入，越能在强制措施、程序权利保障上争取主动。

第二，规范办理跨境委托手续。按前述公证、验证渠道办妥授权委托文件，保留汇款凭证与委托记录，避免因手续瑕疵耽误辩护节奏。

第三，不要逃避到案。无论是已经案发尚在逃，还是担心被追诉，逃避都不是出路。逃匿期间通缉与口岸查控持续有效，被查获后丧失自首机会；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才是依法从宽的前提。家属应当劝导当事人面对问题，而不是协助藏匿——后者还可能涉及新的法律风险。

第四，尽早退赃退赔。涉案财产一旦流向港澳台，追缴程序漫长；主动退赔既能争取从宽，也能减轻区际协助的负担，实务中被普遍作为悔罪表现评价。

第五，理性对待程序周期。送达慢、周期长是此类案件的常态，家属应当保持与辩护律师的沟通，通过律师了解案件进展，不要轻信“找人捞人”式的承诺，谨防二次受骗。

第六，了解本地办案安排。在江西吉安办案的，家属可以提前了解承办机关、看守所会见预约、律师会见手续等安排，配合律师完成会见与文书工作，避免因信息不对称浪费时间窗口。

九、示意性案例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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