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司说这是给我的股权激励，我一分钱没掏，这也算受贿？”——“朋友让我在他公司挂个干股，我既没出资也没分红，凭什么定性受贿？”——“我离职两年多了，同学才给我补了个股，这事还归你们检察院管吗？”——这几类疑问，构成了司法实践中股权型受贿最常见的当事人困惑。与收受现金、房产、车辆等传统形态相比，干股、股权额度的隐蔽性更强：价值附着于公司资产之上、需要借助评估才能换算、形式上往往披着“激励机制”的合法外衣，因而既是纪检监察机关近年的重点关注领域，也是辩护人需要投入最大精力去拆解结构的一类案件。
从法律定性看，收受干股本身并不当然构成受贿，但只要干股是作为职务行为的对价而交付的，其法律性质就与收受现金并无本质区别，最终会被折算为具体的受贿数额，决定刑罚档次。准确处理这类案件，需要同时把握三条线索： 一是“干股”本身的规范含义，即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二是“干股”与正常股权激励的区分标准，即有无支付对价、有无真实出资、有无公司行为与决策程序；三是数额计算与离职后收受的规则适用。本文依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以及法发〔2007〕22号《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第二、第十条，法释〔2016〕9号《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至三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法释〔2026〕6号《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现行规定，逐项展开分析。
一、“干股”是什么？收受干股如何构成受贿
“干股”是一个有明确规范来源的刑事法律概念。 法发〔2007〕22号《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开宗明义：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亦采用完全相同的表述，并将其列入“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行为清单。这一概念的关键特征在于“未出资”三个字： 行为人取得股权份额， 但没有为此支付任何相应对价， 股权价值与职务行为之间形成了直接的输送关系。
从受贿罪的构造看，依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将干股放入这一框架，需要依次审查三个层次。
第一层，主体与职务便利。 行为人须为国家工作人员，且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行为。 这里的职务便利既包括直接利用本人职权办理具体事务， 也包括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后者依法释〔2026〕6号第十四条明确， 职务上的隶属、 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 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 应当结合任职单位性质、 职能、 所任职务以及制度安排、 实践惯例综合认定。 第二层，财物属性。 依法释〔2016〕9号第十二条， 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 物品和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 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 股权份额及其对应的财产性收益， 属于可以被货币化评价的财产性利益， 具备成为受贿对象物的资格。 第三层，为他人谋取利益。 依该解释第十三条， 下列情形之一即应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 履职时未被请托， 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 此外，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 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 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 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三个层次同时具备， 干股即完成向受贿财物的转化。 刑罚上，依《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需要提醒的是， 股权型受贿的数额往往在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元区间， 一旦被评价为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 法定刑将直接跳升至三年以上乃至十年以上， 因此数额计算环节的辩护分量极重。
二、“干股”与正常股权激励如何区分
这是股权型受贿案件中最常见、也最具争议的第一道防线。 实务中，当事人最直接的抗辩往往是“公司给的是激励，不是贿赂”。 笔者认为，该抗辩能否成立，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审查。
第一，是否支付对价、是否真实出资。 干股的核心要件是“未出资”。 因此需核查： 是否存在出资凭证与银行流水； 是否存在由受赠人支付对价后取得股权的转让协议； 是否为代持关系及代持人是否实际出资； 受赠人是否以工资、 绩效、 分红等名义间接承担了相应对价。 若确有真实出资且价格公允， 则不符合干股定义， 此时应当回到普通股权受让或股权激励的评价路径。第二，是否存在公司行为与决策程序。 真实的股权激励必然留下制度痕迹： 书面的股权激励方案与考核办法、 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审议决议、 章程或股东名册的相应变更、 工商登记的记载、 与业绩考核挂钩的兑现条件。 反观干股型输送， 往往没有集体决策， 没有考核依据， 没有必要的公示与登记， 甚至出现时间上的异常吻合—— 授予节点紧接在请托事项办理完成之后。第三，受赠主体与职务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对价关联。 即便是真实的股权激励制度，若某一次授予的时点、 对象、 比例明显偏离制度本身， 甚至特定关系人恰好在该节点获得远超其职务贡献的份额， 则仍可能被评价为以股权激励为形式的变相输送。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形式上的股权激励不能当然阻却实质上的受贿认定。 司法实践中已反复出现， 案发后公司补做激励方案、 倒签决议、 补签代持协议的情形。 辩护中若仅以“公司有制度、文件齐全”作抗辩而不追问文件形成时间、 审议程序、 考核真实性， 抗辩极易被穿透。 正确的做法是： 紧扣文件的形成过程与实质内容， 论证其与涉案股权授予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或者即便存在授予事实， 该授予与请托事项之间亦不存在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
三、收受干股构成受贿的数额如何计算
数额计算是股权型受贿案件中技术性最强、争议最集中的环节。
第一层，交易形式的计算规则。 法发〔2007〕22号第一条针对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作了总体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 汽车等物品的， 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 汽车等物品的， 或者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该条确立的基本方法论是“差额计算”： 收受干股若被评价为交易形式， 其受贿数额即应扣除行为人实际付出的对价部分。 但就干股而言， 因受赠人根本未出资， “差额”实际上接近于股权的全部价值。
第二层，干股的专门计算规则。 同意见第二条对收受干股作出了细化规定： 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这一规则包含三条实务含义。 其一， 股权转让登记或实际转让是数额计算的第一道开关， 有转让的， 数额基准是转让行为时的股份价值， 而非案发时或公司估值最高时的价值。 其二， 在已实际转让的情形下， 分红不计入受贿数额本身， 而作为受贿孳息另行处理； 这与“股份未实际转让而以分红名义获利”的处理逻辑截然不同—— 后者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受贿数额。 其三， 由此推论， 若干股自始至终未办理转让登记、 也无证据证明发生实际转让， 则受赠人仅从该股权取得分红的， 其受贿数额就是分红的实际数额，其余未兑现的股权价值并不当然计入犯罪数额， 这对辩护具有直接意义。
第三层，股权形态的数额认定。 法释〔2026〕6号第十一条是本案必须援引的最新依据： 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 以收受股票、 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该条将股权型受贿的数额认定纳入统一规则， 与法发〔2007〕22号第二条共同构成计算依据： 前者提供股权溢价计算的基本方法， 后者针对干股的转让与分红作特别安排， 二者应当结合适用， 而非相互排斥。
第四层，数额档次与配套规则。 法释〔2016〕9号第一条规定，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 第二条规定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为“数额巨大”； 第三条规定三百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同一解释第十五条还规定， 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 累计计算受贿数额；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 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
由此，股权价值评估方法的争点便成为辩护的核心技术环节。 常见争议集中于： 评估基准日的选择（应回到转让行为时， 而非案发时或改制时）； 净资产法与收益法的选择（持续亏损企业适用收益法得出的结论往往离谱）； 评估报告的性质（是否属于鉴定意见， 是否具备重新鉴定与质证空间）； 是否存在转让价格这一市场参照—— 若行为人并非零对价取得， 而是以明显偏低的价格受让， 则“差额计算”应当直接适用。 另一处常见误区是把分红与股息混为一谈： 分红是持股人基于经营成果取得的投资收益， 本身具有正当性； 只有在被认定为受贿孳息时， 才转化为赃款性质。 辩解中应当主张： 分红金额是否与持股比例、 净利润水平相称， 是否存在超额分红， 是否存在虚构利润后分红的情形， 这些才是审查重点。
四、离职后收受干股如何定性
离职后收受财物是职务犯罪中争议最集中的情形之一， 股权形态又增加了时点与价值认定上的复杂性。 法发〔2007〕22号第十条为此设置了明确规则：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 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 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这一规定的立法逻辑在于， 权钱交易的实质发生在职务行为存续期间， 财物交付时点的后移并不能切断交易的对价关系。
但离职后收受干股并不必然落入受贿罪的射程， 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在职期间的谋利合意与职务关联。 若查无证据证明当事人在职期间就干股授予与请托事项有过约定或实际对接，也无证据证明离职后的干股系其在职职务行为的对价，则该干股在刑法上难以评价为受贿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转向另一评价路径： 依《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二款，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即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两条路径的分野具有实质意义： 受贿罪要求行为发生在职期间利用本人职务便利， 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犯罪， 追诉期限自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算；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以离职后利用原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特征， 法定刑为三年以下起步、数额特别巨大时七年以上， 与受贿罪的十年以上档存在明显差异。 在辩护中明确究竟是哪一种，并从证据角度论证谋利合意与职权关联的有无，是打开此类案件定性困局的关键。
五、股权型受贿案件的辩护要点与风险防范
综合前述分析，此类案件的辩护空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 从“未出资”要件入手作否定性辩护。 干股的核心特征是未出资而获得股份。 若能证明受赠人存在真实出资凭证、 资金流水、 或者虽未直接出资但通过薪酬扣缴、 业绩折抵等方式承担了相应对价，则不符合干股的规范定义，也就动摇了以干股论受贿的事实基础。第二， 从公司行为与决策程序入手。 重点审查激励方案的制定时间、 审议程序、 表决记录、 兑现条件，主张相关文件系事后补制或与涉案授予无因果关系。第三， 从股权价值评估的方法与时点入手。 评估意见是决定数额的关键证据，应当对评估基准日的选择、 评估方法、 参数取值、 检材来源与制作程序提出专业意见，必要时申请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并注意企业真实亏损情形下股权价值可能为零或大幅低于账面净资产这一客观规律，反对以静态净资产机械定价。第四， 严格区分分红与股息。 主张分红金额与持股比例、 净利润的匹配性，审查是否存在虚构利润、 超额分红或以分红名义直接输送赃款的情形，避免将正当投资回报与受贿孳息混同。第五， 就“为他人谋取利益”与主观明知展开实体辩护。 围绕请托事项与职务行为的对应关系、 双方往来的时间节点、 交流内容，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程序维度同样存在可操作空间。 股权价值评估意见的证据属性（是否属于鉴定意见、 能否申请重新鉴定）、 工商登记信息与股权代持协议、 聊天记录、转账流水等电子数据的提取与固定程序、 证人证言与辨认笔录的证明力， 均可能构成审查切入点。 在量刑层面， 法释〔2026〕6号第二十二条对“积极退赃”作了细化， 将全部退赃、 积极配合追缴并使大部分赃款赃物被查封扣押冻结、 共同犯罪中按实际分取数额足额退缴均纳入认定范围，辩护中应尽早启动退赃工作，为从宽处理争取空间。
从企业合规角度看，风险防范的核心在于使每一笔股权授予都留下完整的正当性痕迹： 制定并公示股权激励方案、 保留出资凭证与资金流水、 履行股东会或董事会审议程序、 及时办理工商登记与股东名册变更、 留存绩效考核记录。 这些材料在平时是合规凭证，在调查阶段则可能是区分“激励”与“输送”的关键证据。作为长期在江西吉安及周边地区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吉安刑事律师， 笔者在办理此类案件时， 注重从构成要件、 数额计算、 证据结构三个维度构建辩护体系。
六、示意性案例的解读
【示意案例一】（案例为示意性改编， 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某市工信部门干部黄某， 在负责某装备制造企业技改项目申报期间， 该企业实际控制人李某提出给予其“干股”。 双方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工商档案中无黄某或其亲属的持股记载，亦无出资凭证。 三年间李某以公司分红名义向黄某指定账户支付款项共计一百二十余万元， 每次分红均与公司账面利润不符。 辩护律师审查后提出： 依法发〔2007〕22号第二条第二句， 股份未实际转让而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受贿数额， 本案受贿数额应限定在已实际取得的分红数额， 未兑现的股权价值不应计入； 同时主张审查分红是否真实源于经营盈利、 与持股比例是否相当。 本案提示， “未登记、未转让”既是抗辩点， 也是数额计算上限的护栏， 辩护应围绕这一技术规则精准发力。
【示意案例二】（案例为示意性改编， 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国企分管负责人周某， 被举报在任期间收受干股。 案发后企业提交了《股权激励方案》、 董事会决议与一份载明周某出资十万元的出资凭证， 但该方案落款日期晚于涉案股权授予日，出资凭证对应的银行流水显示款项系周某离职前一日由其本人账户转出后立即回流至企业一般账户。 辩护律师据此提出证据真实性与形成时间的质证意见， 主张上述文件系事后补制、 不能证明存在真实的公司行为与决策程序， 请求对文件形成过程、 打印时间与笔迹墨迹进行鉴定。 本案提示， 股权激励抗辩不能停留在文件齐备的表面， 文件形成时间与资金流向往往才是案件胜负的真正分野。
【示意案例三】（案例为示意性改编， 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郑某离任某事业单位负责人职务两年后， 原下属设立的公司与其妻共同出资成立一家合伙企业，郑某以“技术顾问”名义由其妻代持取得百分之二十的合伙份额，未出资、未实际参与经营，此后按份额取得分配款三十余万元。 办案机关拟以受贿罪定性。 辩护律师主张： 在职期间并无利用职务便利为该公司谋取利益、 并约定离职后给予财物的合意与证据，相关分红亦系依合伙协议按份取得，故不符合法发〔2007〕22号第十条的适用前提; 退一步讲，若构成犯罪， 亦应依《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二款评价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而非受贿罪。 本案提示， 离职后收受股权的定性， 核心是查清在职期间是否存在权钱交易的合意， 罪名选择的差异直接影响法定刑与追诉时效。
免责声明： 本文仅为普法性探讨， 不构成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如您面临具体法律问题， 建议及时咨询专业律师获取针对性的法律服务。
联系方式：
• 咨询电话： 183-0796-5661
• 微信号： lawyer_wang_zz
• 办公地址：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平园路9号金光道大厦19楼
• 执业机构： 江西吉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提示：江西吉安刑事律师王吉成提醒， 股权型受贿的风险具有隐蔽性与滞后性： 依法发〔2007〕22号第二条， 收受干股以受贿论处， 而依法释〔2026〕9号第一至第三条， 受贿数额三万元即达“数额较大”， 二十万元即达“数额巨大”， 一旦被评价为股权型受贿， 刑罚档位将随评估结果整体抬升； 依该意见第十条， 离职后收受的干股同样计入受贿数额， 以为“退休了收点股份不算事”的想法并不成立。 对企业和个人而言， 关键在于平时留痕： 激励方案、 决策程序、 出资凭证、 工商登记、 绩效考核， 缺一项就可能在调查时留下缺口； 对已经被立案或被要求配合调查的当事人，应当尽早固定在职期间是否存在权钱交易合意的证据，围绕股权价值评估方法、 分红与股息的区分、 离职后收受的定性同步展开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