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证据不足会判死刑吗？疑罪从无的运用

引言

“人都没了，怎么还说证据不足？”——“是不是先认了罪，能把命保住？”——“死刑复核是不是就是走个形式？”——命案进入司法程序后，这些问题几乎必然摆在家属面前。恐慌之下，有的家属劝当事人“先认下来再说”，有的病急乱投医，把希望寄托在“找关系捞人”上，结果既错过了辩护时机，又埋下新的法律风险。

必须首先说清楚的是：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刑罚，命案的定罪与死刑适用，执行的是刑事证明标准的最高版本。证据不足的命案，不仅不应当判处死刑，甚至不应当定罪；疑罪从无也不是辩护律师的话术，而是《刑事诉讼法》明文确立的裁判原则。本文围绕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疑罪从无及其历史教训、证据不足的典型情形、死刑复核阶段的证据审查、辩护层次的运用与家属的配合事项，逐一展开。

一、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说结论必须唯一？

《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而“罪行极其严重”的判断，必须建立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之上。《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要求，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证据确实、充分应当同时符合三个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条文还明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一样可以认定有罪。可见法律倚重的是证据体系，而不是任何单一来源。

命案恰恰是“口供依赖”风险最高的案件类型：案发往往没有目击证人，指控如果主要建立在供述之上，客观性证据跟不上，定罪基础就不稳固。所以司法实践对死刑案件提出了更进一步的结论唯一性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一百四十条规定，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查证属实、相互印证且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形成完整证据链、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且结论具有唯一性、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这五项条件的，才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的故意杀人死刑案件证据工作意见也明确，办理死刑案件必须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排除合理怀疑；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已得到合理排除，依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作为在江西吉安执业的刑事律师，笔者认为这一标准贯穿本省命案办理全过程，也应当成为辩护审查证据的第一把尺子。

所谓结论唯一，通俗地讲就是：不仅要有证据证明“是被告人所为”，还要能够排除“是他人所为”“是意外事件”“是被害人自伤自残”等其他合理可能。只要存在一个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死刑适用的基础就动摇了；如果怀疑已经动摇了“到底是不是他干的”这一根本问题，那么连定罪都不能成立，更谈不上死刑。

二、疑罪从无是什么？“疑罪从轻”留下过什么教训？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就是疑罪从无的法律依据，其中的“应当”意味着法院没有裁量余地：证据不足，就必须判无罪，不能“留有余地”。

与疑罪从无相对的，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两种错误做法。一是疑罪从挂，案件久拖不决，被告人长期羁押，既不定罪也不放人，这本身违反法定审限与强制措施的规定。二是疑罪从轻，也就是在定罪证据存疑时降格处理：指控的事实证据不够扎实，就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名义上是折中，实际上是“留有余地”。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纠正的一批命案冤错案件，多数属于这种类型——后来或者真凶归案，或者“被害人”重新出现，冤案才被揭开。这类案件造成的损害是双重的：无辜者蒙受多年牢狱之灾，真凶却逍遥法外，司法公信力同时受损。教训归结为一句话：疑罪从轻不是折中的正义，而是两个错误的叠加。

正是基于这些教训，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把死刑的最终关口收归最高审判机关；刑事诉讼法也将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明文化。今天的命案辩护，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疑罪从无，而不应当再接受“先认罪、保住命再说”的旧思路——有罪供述一旦作出并被固定，后续想回到无罪轨道，难度会成倍增加。

三、命案证据不足的典型情形有哪些？

结合实务观察，命案证据不足集中表现为四类情形，每一类都对应着具体的审查方法。

第一，客观性证据缺失。作案工具未能提取，现场血迹、指纹、生物检材与被告人比对不上，或者根本没有提取到关键物证，现场周边监控缺失，被告人的通话记录、行踪轨迹与指控的作案时间、地点对不上。命案定罪高度依赖客观性证据，主观言词证据再多，也难以弥补客观证据的缺口。审查时应当逐项核对指控的每一个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看各自有没有客观性证据支撑。

第二，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也应当排除。命案侦查压力大，讯问合法性是常见争点。审查重点包括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是否完整、有无剪辑缺失，入所体检记录有无损伤记载，讯问的时间、地点、主体是否合法，笔录与录音录像内容是否一致。关键供述一旦被依法排除，剩余证据不足以独立支撑定罪的，整个指控的证据基础就会动摇。

第三，印证不足。被告人供述前后矛盾且无合理解释，供述与现场勘验、尸检意见相冲突，同案人供述之间互相冲突，关键证人的证言属于传闻且细节模糊。第五十五条要求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之间“对不上”，就无法达到这一要求；这也正是第一百四十条把“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列为定罪前提的原因。

第四，鉴定与勘验瑕疵。检材提取、保管、送检的链条断裂导致污染风险，鉴定意见超出鉴定范围或者依据标准错误，勘验笔录与现场照片、录像不一致，鉴定人依法应当出庭而不出庭等。这类问题可能直接动摇关键证据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辩护中应当及时提出重新鉴定或者排除申请。

四、死刑复核阶段如何审查证据？

死刑案件通常要经历一审、二审，最后还要过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这道关口。《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第二百五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予以改判。

复核不是形式审查。《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复核期间也可以提出意见，依据刑诉法解释第四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将采纳情况及理由反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死刑缓期执行案件的复核，刑诉法解释第四百二十八条明确：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裁定不予核准，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依法改判；原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不予核准并发回重审。可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在复核阶段同样是可以推翻原判的法定理由，不存在“到了复核就只能等待结果”的消极说法。

对当事人和家属而言，重要的是理解：死刑复核阶段是一个独立的辩护战场。讯问被告人、听取律师意见、审查书面辩护意见与诉讼档案，都是法定动作。辩护意见提交得是否及时、证据疑点梳理得是否透彻、对“不必立即执行”理由的论证是否充分，都会实际影响复核的走向。吉安刑事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通常会把复核阶段的工作前移到二审甚至一审，让证据争点在低层级程序中就被记录在案，为复核审查留下完整线索。

五、辩护律师如何运用疑罪从无？从“保命”到“无罪”的层次

命案辩护不是单一动作，而是根据证据状况分层次展开的体系，层次之间可以递进，也可以并行。

第一层，无罪辩护。当证据不足已经动摇定罪基础时，辩护人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坚持无罪辩护，并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争取撤案或者不起诉。越早提出，越能影响证据的收集与固定方向，也越能避免当事人作出不实供述。

第二层，非法证据排除。围绕讯问合法性申请排除非法供述，同步申请调取讯问录音录像、入所体检记录，必要时申请侦查人员或者其他证据收集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一层往往是无罪辩护或者罪轻辩护的前置工程，因为它直接决定指控证据的“存量”。

第三层，罪轻辩护。在证据能够定罪、但不足以支持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中，围绕自首、坦白、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存在过错、因婚姻家庭或者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初犯偶犯等情节展开，争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或者其他较轻刑罚。

第四层，死刑复核阶段辩护。依据第二百五十一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当面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围绕证据疑点与“不必立即执行”的理由双线展开，同时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关注案件证据问题。

需要特别说明层次之间的关系：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不是非此即彼，但最终选择必须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辩护人要做的是把每个层次的依据、胜算与风险如实讲清，由当事人知情选择；家属可以表达意见，但不能替当事人决定是否认罪，更不能强迫当事人“认下来”换取所谓轻判。把“保命”做成“违心认罪”，既违背当事人利益，也可能关闭日后纠正的大门。

六、家属能做的配合事项有哪些？

第一，第一时间委托有命案辩护经验的刑事律师。命案的许多辩点具有不可逆性：讯问录音录像、物证提取、鉴定检材，问题往往出现在侦查阶段，过了阶段就难以补救。选择律师时应当考察其死刑案件与死刑复核案件的办理经历，而不是只看收费高低。

第二，守住法律底线。不串供、不干扰证人作证、不毁灭伪造证据、不帮助转移涉案物品。这些行为不仅帮不了当事人，反而可能构成新的违法犯罪，并且会彻底摧毁认罪悔罪从宽的基础，给全案带来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第三，合法收集并移交有利材料。当事人的病史与精神状况诊疗记录、日常表现证明、能够证明其不在现场的通讯与出行记录等，通过律师依法整理提交。不要私自接触证人，更不能引导、收买证人改变证言。

第四，理性对待赔偿谅解。赔偿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或者双方协商的合法途径进行，表达诚意即可，不签不切实际的协议，不被“不赔就重判”的说法裹挟，也不向对方提出“谅解必须换轻判”的交换条件。赔偿谅解是量刑考量因素，不能替代对证据与事实的审查。

第五，警惕“捞人”骗局。凡自称有关系能摆平命案、索要巨额费用的，基本可以断定是诈骗。命案每个环节都有法定程序和法律文书，任何“包结果”的承诺都是陷阱，既骗钱财，还可能把家属卷入违法边缘。

第六，关注当事人身心状态。命案当事人长期羁押，心理负荷极大。家属可以通过律师会见传递稳定的支持，配合监管场所的评估工作，必要时由律师申请心理疏导，避免极端事件影响诉讼正常进行。

七、示意性案例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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