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方都原谅我了，为什么检察院还说不能和解？”“我们愿意赔钱，为什么公安不给我们办和解？”“同案的人和解了，为什么我没有？”这些是当事人和家属在刑事和解问题上最常见的困惑。很多人把刑事和解理解成“赔钱换从宽”的万能通道，实际上，《刑事诉讼法》对哪些案件可以和解、哪些案件绝对不能和解，划定了非常清晰的边界。一旦越界，不仅无法获得预期的从宽效果，还可能因为方式不当衍生新的风险。本文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至第二百九十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的现行规定，从适用范围、排除情形、民间纠纷的界定、判断时点、被害人态度、共同犯罪部分和解、和解失败后的辩护路径七个方面展开分析。作为长期在江西吉安办理刑事案件的吉安刑事律师，笔者希望帮助当事人准确判断案件是否具备和解基础，避免在错误方向上消耗时间和机会。
一、刑事和解的法定适用范围包括哪些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2018年修正，现行有效）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从条文看，刑事和解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案件属于公诉案件。自诉案件适用调解、自行和解与撤回自诉的规则，不属于本条调整范围。
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并通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只有金钱赔偿而没有真诚悔罪，或者只有口头道歉而没有实际弥补，都难以满足条件。
第三，被害人自愿和解。自愿性是和解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办案机关审查的重点。
第四，案件类型和刑罚条件符合两项情形之一。
第五，不存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排除事由。
需要强调的是，刑法分则第四章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五章是侵犯财产罪。常见的故意伤害（轻伤）、非法拘禁、侮辱、诽谤、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案件，只有在“因民间纠纷引起”且“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时，才可能进入和解程序。危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原则上不属于第四章、第五章范围，不能适用本条第一项。
二、哪些案件明确不能适用刑事和解？
结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和相关规定，以下几类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
（一）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此类犯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一章，侵害的是国家安全这一重大法益，不属于第四章、第五章范围，也不存在以赔偿换取谅解的空间。
（二）恐怖活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主要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章节，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样不属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属于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20年修正）第三百三十四条还明确，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不属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犯罪案件”。因此，此类案件既不满足罪名范围，也不满足民间纠纷要件。
（四）渎职犯罪。《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项明确规定“除渎职犯罪以外”，渎职犯罪即使属于过失犯罪且可能判处七年以下刑罚，也不能适用和解程序。贪污贿赂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因不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原则上同样不能适用。
（五）累犯以及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年修订）第四百九十二条进一步明确，只要在实施本案犯罪前五年内曾经故意犯罪，无论该故意犯罪是否已经追究，均应当认定为“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这里的范围比《刑法》第六十五条的一般累犯更宽，不要求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也不要求前罪刑罚已经执行完毕。
（六）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故意犯罪，以及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重罪案件不在和解范围之内，即使被害人对被告人表示谅解，也只能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而不能启动刑事和解程序。
（七）其他不宜和解的情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三十四条列举了不属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情形，包括雇凶伤害他人、涉及寻衅滋事、涉及聚众斗殴、多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等。这些情形或者具有明显的预谋性、组织性，或者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不能认定为民间纠纷。
此外，侵害不特定多数人合法权益、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社会公共秩序的案件，通常也缺乏明确的、可以处分的特定被害人，不具备和解的事实基础。
三、“民间纠纷”应当如何界定？
“因民间纠纷引起”是刑事和解的第一道门槛，也是实务中争议最大的要件之一。所谓民间纠纷，通常指公民之间在日常生活、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婚恋交往、经济往来中产生的矛盾。例如，邻里因宅基地、通行、排水发生争执，家庭成员因赡养、抚养、财产分配产生冲突，男女双方因婚恋纠纷引发冲突，债权债务、买卖租赁等民事纠纷激化后引发伤害或者毁坏财物行为。这类纠纷的特点是，双方具有特定的社会关系或者民事关系，冲突源于具体的、可以追溯的权益争议，行为人针对的是特定被害人，而不是社会管理秩序。
判断是否属于民间纠纷，不能只看双方是否存在某种民事关系，还要看犯罪的起因、对象、方式和背景。如果行为人是有组织、有预谋地实施侵害，或者借纠纷之名行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敲诈勒索之实，或者侵害对象具有随机性、不特定性，就不能认定为民间纠纷。前述《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的雇凶伤害、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多次故意伤害等情形，正是从反面划定了民间纠纷的边界。
在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通常会结合纠纷的起因、双方关系、冲突升级过程、行为人是否纠集他人、是否使用管制刀具、是否在公共场所实施等因素综合判断。对于因一时口角、邻里积怨、债务催收引发的偶发性伤害案件，认定为民间纠纷的可能性较大。对于长期逞强斗狠、多次滋事、纠集多人实施的案件，则往往难以认定。
四、“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应当按照什么标准判断？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使用的是“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而不是“法定刑为三年以下”，也不是“最终判决为三年以下”。这意味着，判断时点应当在启动和解程序、审查和解协议之时，由办案机关根据现有证据和量刑规则作出预测，而不是等到判决生效后再回头确认。
具体判断通常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涉嫌罪名的法定刑幅度。二是犯罪事实、后果和情节，例如伤害程度、财产损失数额、作案手段、是否使用凶器、是否针对特殊群体。三是法定量刑情节，例如自首、坦白、立功、累犯。四是酌定量刑情节，例如退赃退赔、赔偿谅解、认罪悔罪态度。五是本地区同类案件的量刑实践。由此可见，“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是一个基于量刑预测的整体判断，既要看罪名，也要看具体事实和情节，不能简单以法定刑最低档是否低于三年作为唯一标准。
这一判断时点也带来两个实务后果。其一，如果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预测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并达成和解，但后续出现新的从重情节，最终判处三年以上，和解协议本身并不当然无效，只是从宽幅度需要根据全案重新衡量。其二，如果最初预测可能判处三年以上而未启动和解，但随着证据变化、情节查明，实际可能判处三年以下，仍然可以在后续阶段争取适用和解程序。因此，对量刑前景的准确评估，是决定是否推动和解的前提。
需要提醒的是，不能为了满足“三年以下”的条件而人为压低指控事实，更不能通过虚假赔偿、伪造谅解材料等方式制造和解假象。办案机关在审查和解协议时，会核实赔偿是否实际履行、谅解是否真实自愿、协议内容是否合法。任何弄虚作假都可能导致和解不被认可，甚至引发新的法律责任。
五、被害人不谅解或者要求过高赔偿，应当如何处理？
刑事和解以被害人自愿为前提。《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被害人有权拒绝和解，也有权对赔偿数额提出自己的意见。实践中，被害人及其家属因情绪对立、对案件事实存在不同认识、或者对赔偿预期较高等原因不愿谅解，都是常见情形。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而言，首先应当尊重被害人的意愿，不能通过威胁、恐吓、骚扰、欺骗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和解。以非法手段促成和解，不仅可能导致和解协议被撤销，还可能构成新的违法犯罪。其次，应当区分“不愿意和解”和“要求过高”两种情况。前者是被害人的权利，只能通过真诚沟通、实际赔偿、赔礼道歉等方式逐步化解。后者则需要结合被害人的实际损失、后续治疗费用、误工损失、精神损害等因素，判断其诉求是否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对于明显不合理的部分，可以通过律师沟通、办案机关主持、人民调解组织介入等方式寻求平衡，但不宜简单以“对方要价太高”为由放弃全部努力。被害人在法律范围内主张赔偿是其权利，不宜轻易以“敲诈”论处。
即使最终未能达成和解，也不意味着丧失全部从宽机会。根据《刑法》第六十一条，量刑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主动退赃退赔、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真诚悔罪、赔礼道歉等，仍然可以作为酌定从轻情节予以考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也就是说，和解只是从宽路径之一，而不是唯一路径。在被害人不谅解的情况下，辩护重点应当及时转向认罪认罚、退赔挽损、量刑情节的挖掘和证据审查。
六、共同犯罪中部分人和解，效力应当如何认定？
共同犯罪案件中，经常出现部分被告人积极赔偿并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另一部分被告人无力赔偿或者被害人不愿与其和解的情况。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年施行）第五百九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案件，部分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依法对该部分被告人从宽处罚，但应当注意全案的量刑平衡。
这一规定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和解的效力具有相对性。达成和解的被告人可以据此争取从轻、减轻或者适用非监禁刑，未达成和解的被告人不能自动分享这一从宽利益，也不能以“同案有人和解”为由要求同等从宽。第二，全案量刑应当保持平衡。法院在对部分被告人从宽处罚时，需要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参与程度、主观恶性、赔偿情况等因素，避免出现量刑明显失衡。
对辩护工作而言，这意味着两点。其一，应当尽早判断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如果属于从犯、作用较小、参与程度较低，即使暂时无法达成和解，也应当围绕从犯认定、罪责范围、量刑均衡展开辩护。其二，如果当事人有能力赔偿，应当优先争取自行达成和解，不能寄希望于他人的和解协议产生连带效果。与此同时，对于已经达成和解的被告人，辩护人还应当注意审查和解协议是否覆盖全部犯罪事实、赔偿是否与实际损失相匹配、被害人谅解是否真实自愿，防止因协议瑕疵影响从宽效果。
七、和解失败后，还有哪些辩护路径？
和解失败并不等于案件没有辩护空间。结合现行规定，至少可以从以下五个方向展开工作。
第一，退赃退赔。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主动退赃退赔、挽回被害人损失，是司法实践中重要的酌定从轻情节。即使被害人拒绝出具谅解书，实际退赔行为仍然可以在量刑时予以评价。
第二，认罪认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自愿如实供述罪行、承认指控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认罪认罚从宽贯穿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不以被害人和解为前提。对于不符合和解条件或者和解失败的案件，认罪认罚往往是最现实的从宽路径。
第三，自首与坦白。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使不构成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也可以从轻处罚。对于已经到案的当事人，稳定、完整、前后一致的供述，仍然是争取从宽的重要基础。
第四，量刑情节的精细化辩护。包括犯罪数额的认定与扣除、伤害后果的鉴定意见审查、主从犯区分、犯罪未遂或者中止的认定、初犯偶犯、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等。这些情节虽然单个作用有限，但综合起来可能实质影响量刑结果。
第五，程序性辩护。包括证据来源合法性、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鉴定检材与鉴定程序、涉案财物查封扣押手续等。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程序性辩护可能带来不起诉、改变定性或者发回重审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和解失败后不宜继续在“如何让被害人签字”上投入过多精力，而应当及时调整策略，把工作重心转向量刑辩护和证据审查。在办理此类案件时，笔者通常会先判断案件是否属于法定和解范围，再评估和解的现实可能性，最后根据案件进展在和解、认罪认罚、量刑辩护之间作出动态选择。
八、实务建议：当事人和家属应当怎么做？
第一，尽早判断案件性质。家属在案发后应当尽快了解涉嫌罪名、强制措施、办案机关和案件阶段，由专业律师判断是否属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对于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渎职犯罪、重罪案件以及五年内曾故意犯罪的案件，不要盲目推动和解，而应尽早转向其他辩护路径。
第二，准确评估量刑前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是一个专业判断，需要结合罪名、数额、后果、情节和本地量刑实践综合分析。家属不宜仅凭“伤得不重”“钱不多”就自行判断可以和解，也不宜因为“对方要价高”就放弃和解。
第三，规范签署和履行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应当写明赔偿金额、支付方式、支付期限、谅解内容、履行方式等核心条款。赔偿款项应当通过可追溯的方式支付并保留凭证，避免出现“签了协议没履行”或者“赔了钱没留证据”的被动局面。
第四，尊重被害人的自愿选择。不得威胁、骚扰、欺骗被害人，不得伪造谅解书，不得通过中间人向被害人施压。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是办案机关审查的重点，任何瑕疵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第五，同步推进认罪认罚和退赔工作。和解与认罪认罚并不冲突，二者可以并行。即使和解不成，主动退赔、真诚悔罪、稳定供述仍然可以争取从宽。
第六，重视本地办案实践。不同地区办案机关对民间纠纷、量刑预测、和解协议的审查尺度可能存在差异。建议尽早委托熟悉本地办案流程的刑事律师介入，及时与办案机关沟通，提交有针对性的法律意见。
九、示意性案例的解读
【示意案例一】（案例为示意性改编，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张某与邻居李某因宅基地边界问题长期争执。某日双方再次争吵，张某持木棍将李某打成轻伤二级。案发后张某主动投案，赔偿医疗费等损失并取得谅解。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本案因邻里纠纷引起，涉嫌故意伤害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张某不属于五年内曾故意犯罪的情形，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程序。本案提示，民间纠纷、罪名范围、刑罚条件三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
【示意案例二】（案例为示意性改编，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王某因债务纠纷纠集多人到被害人住处讨债，并对被害人实施殴打、恐吓，造成轻伤后果。办案机关认为，王某纠集多人、有预谋地实施侵害，不属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犯罪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程序。辩护律师遂将重点转向退赔、认罪认罚和从犯地位争辩。本案提示，债务纠纷本身属于民间纠纷的常见类型，但一旦以有组织、有预谋的方式实施侵害，就可能超出民间纠纷的边界。
【示意案例三】（案例为示意性改编，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赵某、钱某、孙某共同实施故意伤害。赵某赔偿并取得谅解，钱某、孙某未和解。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九十六条第二款，对赵某依法从宽，同时综合考虑三人的地位作用和全案量刑平衡。本案提示，部分和解的效力具有相对性，未和解的被告人不能自动分享从宽利益，但仍可从从犯认定、罪责范围等角度展开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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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提示：江西吉安刑事律师王吉成提醒，刑事和解不是“花钱买刑”，而是法律在特定范围内设置的恢复性司法程序。判断能否和解，关键看四个问题：是否因民间纠纷引起；是否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或者属于除渎职犯罪以外的过失犯罪；是否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或者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否存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排除事由。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对于依法不能和解的案件，应当及时把辩护重心转向认罪认罚、退赃退赔、自首坦白和量刑情节的精细化论证，不要在不可能的方向上反复消耗。和解协议涉及赔偿金额、履行方式、谅解撤回等复杂问题，建议在专业律师指导下签署和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