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成律师：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如何辩护？江西刑事律师解析

引言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以来，逐渐成为互联网平台合规与刑事风险防范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网络安全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相继实施以及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的出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合规责任被进一步压实。然而，刑事追诉必须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并非平台收到监管责令后未能及时改正即一律入罪，司法实践中仍需结合管理义务的具体范围、改正措施的客观可行性、主观拒不改正的判断以及情节严重的具体门槛作精细化评价。本文结合江西吉安刑事律师办理涉网络平台刑事案件的经验，系统梳理本罪的构成要件、与其他罪名的界限、行政与刑事衔接的程序逻辑，并提出可操作的辩护思路。

一、本罪的法律依据与适用范围

本罪的规范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该条由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致使刑事案件证据灭失，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与本罪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包括：201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00年制定并多次修订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2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及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法发〔2023〕12号）。后者专门就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暴力违法信息的发现、处置义务作出规定，要求网络平台应当加强信息内容管理、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机制、对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处置措施，否则可能被认定为本罪意义上的"拒不履行"。

二、三类主体范围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司法实践中主要涵盖三类主体：第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域名注册服务、搜索引擎服务、即时通信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社交网络服务等网络基础设施与中介服务的主体；第二，应用程序提供者，即通过应用程序向终端用户提供信息内容的 App 开发者与运营者，包括小程序、快应用、SDK 服务等；第三，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即直接面向用户发布、转载、编辑信息的主体，包括新闻网站、自媒体平台、视频网站、网络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等。需要注意的是，单纯的个人用户、个体工商户不构成本罪主体，但若个人作为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仍可按单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构成要件分析

本罪的构成要件可以概括为三个核心环节：法定义务的存在、拒不改正的客观行为、情节严重的实际后果，三者缺一不可。

第一，法定义务的存在。本罪的成立以行为人负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为前提。司法实践中，该义务主要来源于《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法定禁止内容的信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依规对改号电话、虚假账号、违规批量接入等采取技术措施予以处置。

第二，拒不改正的客观行为。本罪要求行为人"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即监管部门已经依法下达责令改正通知，行为人在收到通知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合理期限仍不履行改正义务。"责令改正"的具体形式包括：网信部门的整改通知、公安机关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工信部门的处置要求、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指导等。行为人即便提出了改正方案但客观上未启动、未推进、未落实整改措施的，仍可评价为"拒不改正"。

第三，情节严重的实际后果。本罪以"情节严重"为入罪门槛，《刑法》第286条之一列举了三类典型的"情节严重"情形，包括：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致使刑事案件证据灭失，情节严重。"情节严重"是区分本罪与一般行政违法的重要标尺，只有达到上述门槛才进入刑事评价。

四、"拒不改正"的认定

"拒不改正"是本罪最核心的构成要件之一。司法认定中需要把握三个要点：责令改正的主体是否适格、责令改正的内容是否明确、行为人是否具有改正的客观可行性。

第一，责令改正的主体应当是法定监管部门。依据《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规定，有权责令改正的主体包括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等。行业协会、用户投诉、媒体曝光等不属于法定责令改正，不能直接作为本罪入罪依据。

第二，责令改正的内容应当具体、明确、可执行。仅作出原则性要求、未指明具体违法情形或改正期限的责令通知，不能直接作为本罪意义上的"责令改正"。例如，仅发出"加强信息内容管理"的笼统要求，未指明违法信息类型、未给出整改期限的，不能据此认定"拒不改正"。

第三，行为人是否具有改正的客观可行性。刑事司法应当考察平台规模、技术能力、人力资源、整改时间窗口等客观因素。例如，某中小平台在监管部门下达整改通知后短期内因技术故障、人力不足等原因未能完成整改的，应进一步审查是否具有正当理由，不能简单认定为"拒不改正"。

五、"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

情节严重的认定是本罪入罪的实质性门槛。司法实践中应当结合具体后果、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综合判断。

第一，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大量传播"的标准包括：违法信息的浏览量、转发量、评论量达到较高数量级；违法信息涉及的用户数量众多；违法信息在一定地域或行业范围内造成广泛社会影响；违法信息被境外媒体、网络平台大量转载传播。司法解释并未对"大量"作出统一量化标准，应当结合违法信息的性质、传播渠道、传播时长、传播后果等因素综合判断。

第二，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信息泄露的认定包括：泄露的个人信息类型（身份证号、银行账号、人脸信息、医疗信息等敏感信息）、泄露的信息条数（通常以万条为单位）、泄露后的下游危害（电信诈骗、敲诈勒索、精准诈骗等）、受害人损失情况。

第三，致使刑事案件证据灭失，情节严重。主要指网络平台故意删除、篡改、隐藏涉案电子数据，导致公安机关难以获取关键证据，进而影响下游刑事案件办理的情形。司法实践中，"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结合涉案证据对案件定罪量刑的影响、灭失证据的数量与重要性、灭失行为的主观状态等综合判断。

六、本罪与其他罪名的界限与并罚

本罪在司法适用中容易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产生竞合或并罚问题。

第一，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界限。本罪保护的是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后者保护的是司法裁判权威；本罪的主体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后者的主体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人；本罪的不履行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后者的不履行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财产或行为义务。两罪一般不存在直接竞合。

第二，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界限。帮信罪（《刑法》第287条之二）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主观上要求明知他人实施犯罪；本罪则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主观上是不履行义务而非帮助犯罪。若网络平台明知用户利用其平台实施电信诈骗仍拒不履行管理义务，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用户信息泄露、刑事案件证据灭失情节严重的，可能同时触犯本罪与帮信罪，应当依据想象竞合或数罪并罚原则处理。

第三，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界限。本罪保护的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后者保护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本罪的危害结果是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用户信息泄露、刑事案件证据灭失，后者的危害结果是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若网络平台在违反安全管理义务的同时又非法收集、出售、提供用户信息的，应当分别定罪、数罪并罚。

七、行政义务与刑事义务的衔接

本罪的成立以"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为前提，体现了先行政后刑事的程序逻辑。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三个衔接问题：

第一，责令改正的时效问题。监管部门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通常会设定整改期限，行为人在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的，不构成本罪；超过整改期限仍未改正的，方有刑事追诉可能。整改期限届满后的"拒不改正"应当具备明确的起算时点和持续时间。

第二，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诉的折抵问题。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同一违法行为不能重复评价，但行政强制措施（如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一般不直接折抵刑事处罚。

第三，程序优先与证据转化。行政程序中收集的电子数据、询问笔录、检验报告等，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应当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要求。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审查行政程序证据的取证主体、取证程序、证据保管链条，避免出现程序违法导致的证据排除。

八、辩护要点与实务路径

本罪的辩护应当围绕法定义务的具体范围、改正措施的可行性、主观状态、情节严重的反向抗辩、平台规模合理性等核心方向展开。

第一，管理义务的具体范围审查。辩护律师应当审查涉案平台的行业属性、规模等级、技术能力，明确该平台应当履行的具体管理义务是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明示义务"，还是行业规范、商业惯例所要求的"默示义务"。本罪仅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义务为限，行业自律性要求不能上升为本罪的法定义务。

第二，改正措施的可行性审查。审查监管部门下达的整改通知是否具备技术可行性、整改期限是否合理、整改所需资源是否与平台客观能力匹配。若整改要求明显超出平台的技术能力、人力资源或资金实力，应当主张改正措施客观不能履行，阻断"拒不改正"的认定。

第三，主观状态的审查。审查行为人是"积极整改"还是"拒不改正"。若平台在收到整改通知后立即启动整改方案、投入相应资源、阶段性提交整改报告，仅因客观原因未能按期完成的，应评价为积极整改而非拒不改正。

第四，情节严重的反向抗辩。审查涉案违法信息的传播范围是否达到"大量传播"门槛、用户信息泄露是否达到"严重后果"门槛、刑事案件证据灭失是否达到"情节严重"门槛。若任何一项情节严重的标准未达到，应当主张不构成本罪。

第五，平台规模的合理性审查。审查平台的用户规模、业务类型、技术架构等是否与法定的合规义务相匹配，避免将中小平台与大型互联网公司适用同一合规标准。

此外，辩护律师还可以从单位犯罪与个人责任划分、自首坦白认定、立功情节认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等方向展开辩护。江西吉安刑事律师王吉成律师在办理涉网络平台刑事案件时，注重从管理义务的法定来源、责令改正的程序合法性、整改措施的客观可行性、情节严重的反向抗辩等关键点切入，为当事人争取依法从宽的处理结果。

九、江西吉安地区网络平台管理案件辩护实践

近年来，江西吉安地区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辖区内电商平台、网络直播平台、本地生活服务平台、自媒体账号等网络主体数量持续增长。在刑事司法层面，江西吉安地区公安、检察机关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涉刑案件秉持"依法审慎、区别对待"的处理思路：对主观恶性较大、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平台，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积极配合整改、情节轻微的平台，优先适用行政处罚或合规整改。这一处理思路与本罪"先行政后刑事"的程序逻辑高度契合，也为本地辩护律师争取不诉、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作为吉安刑事律师，王吉成律师在办理本地区涉网络平台刑事案件中，注重结合本地司法实践特点，从平台规模、技术能力、整改可行性、情节认定等维度综合制定辩护方案，力争在每一个案件中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十、示意性案例的辩护解读

结语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辩护"核心在于精确把握法定义务的具体范围、责令改正的程序合法性、整改措施的客观可行性、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本罪以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尽管理义务为前提，以"拒不改正"为关键行为节点，以"情节严重"为实质性入罪标准，三者必须同时满足才能评价为犯罪。对于辩护律师而言，从行政义务与刑事义务的衔接、平台规模与技术能力的匹配、整改措施的客观可行性等维度展开辩护，是争取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之间有利裁量的关键。作为一名靠谱刑事律师，应当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每一项证据细节中挖掘对当事人有利的辩护空间。江西吉泰律师事务所王吉成律师在网络犯罪案件办理实务中，注重从管理义务的法定性、责令改正的程序性、整改措施的可行性、情节严重的反向性等关键点入手，为当事人争取依法从宽的处理结果。如需专业法律帮助，欢迎致电183-0796-5661或添加微信lawyer_wang_zz咨询。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本文所引案例均为示意性、概括性描述，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案号或裁判文书，仅用于法律逻辑的阐述。涉及具体案件时，仍需结合案件全部事实与证据进行专业、精细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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