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明显的集团化、公司化、层级化运作特征。一个完整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往往自上而下形成"老板、股东——主管、总经理——组长、团队长——业务员、话务员、键盘手——后台技术人员、资金清洗人员"的金字塔型结构，层级分明、分工细致、利益分层。司法机关在打击此类犯罪时，通常以诈骗集团整体数额作为指控基础，但集团内不同层级人员的地位、作用、获利与主观恶性存在显著差异。如果机械地以集团总诈骗数额对处于最底层的话务员、业务员定罪量刑，势必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江西吉安王吉成律师结合多年刑事辩护实务，对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层级人员的量刑区分与辩护思路作系统梳理，以期为同类案件的辩护提供参考。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组织结构特征与"犯罪集团"的认定
（一）《刑法》关于犯罪集团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据此，犯罪集团的成立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人数要件，即三人以上；二是目的要件，即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三是组织要件，即具有相对固定的组织结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以公司、工作室、团队名义运作，内部存在招募、培训、分工、考勤、提成等管理制度，具备明确的层级划分与职责分工，完全符合犯罪集团的法律特征。
（二）电信网络诈骗集团的典型层级结构
从司法实践看，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一般可划分为五个层级：一是组织者、领导者，包括老板、股东、实际控制人，负责出资设立诈骗窝点、决定诈骗方向与模式、统筹人事与财务；二是核心管理层，包括主管、总经理、总监，负责窝点日常运营、人员招募培训、业务督导考核；三是中层执行者，包括组长、团队长、讲师、剧本编写人员，负责带领小组实施诈骗、编写话术剧本、培训话术技巧；四是基层业务人员，包括业务员、话务员、键盘手、聊手，直接与被害人沟通、实施具体的诈骗行为；五是后台辅助人员，包括技术人员、资金清洗人员、取现转账人员、卡片提供人员、设备维护人员，为诈骗活动提供技术、资金、通讯工具等支撑。
（三）"犯罪集团"与黑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区分
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属于普通刑事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恶势力犯罪集团存在本质区别。辩护律师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注意严格区分，避免错误适用更为严厉的量刑标准。同时，对检察机关以"恶势力犯罪集团"或"黑社会性质组织"提起指控的案件，应当从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特征等方面审查是否符合相应法定条件，依法提出辩护意见。
（四）相关司法意见对集团犯罪的责任承担规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16年《意见》）及后续《意见（二）》的相关规定，对电信网络诈骗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其他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确立了"层级化、区别化"的责任承担规则，是层级人员辩护的基本法律依据。
二、主犯与从犯的区分标准
（一）主犯的法定范围
《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的老板、股东、实际控制人当然属于组织者、领导者，应当对集团所犯全部罪行承担责任。核心管理层中的主管、总经理、总监等，因实际掌控窝点运营、人事安排、业务调度，通常也被认定为主犯，但其责任范围应限于其本人组织、指挥、参与的犯罪，而非当然地对集团全部数额承担责任。
（二）从犯的认定标准
《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第二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处于基层的业务员、话务员、键盘手，以及被招募、受指使参与诈骗活动的辅助人员，因仅参与诈骗链条的某一环节、领取固定工资或少量提成、对诈骗整体规模和被害人范围缺乏决策权与知情权，通常应认定为从犯。司法机关在量刑时，应当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依法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不得单纯以集团总诈骗数额对低层级人员定罪量刑
这是层级人员辩护的核心命题。2021年《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延续并细化了对不同层级人员区别对待的原则，强调要充分考虑行为人在集团中的地位、作用、参与程度、获利情况，不能简单将集团整体诈骗数额作为对每一名被告人的量刑依据。举例而言，一名话务员参与诈骗集团仅两周，实际联系被害人十余人，诈骗既遂数额仅数万元，若机械地按集团数百万元、数千万元的总额对其量刑，明显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背离了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
（四）中层人员主从犯认定的边界
实务中，中层组长、讲师、剧本编写人员的主从犯认定存在较大争议，也是辩护的重点。对此应当结合具体职责判断：仅执行上级指令、未参与集团出资决策、未分享超额利润、对诈骗模式与被害人范围缺乏决定权的中层人员，仍可争取从犯认定。反之，若中层人员实际承担业务策划、人员管理、业绩考核、利益分配等核心职能，则可能被认定为起主要作用的主犯。辩护律师应当围绕职责边界、决策权限、获利份额三个维度展开论证。
三、犯罪数额的认定与分担
（一）集团整体数额与个人参与数额的区分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众广泛、链条复杂，客观上存在集团整体诈骗数额与个人实际参与数额两个层次。根据2016年《意见》确立的规则，对组织者、领导者，按集团全部数额处罚；对其他主犯，按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数额认定；对从犯，应在其本人实际参与的数额范围内承担责任。辩护律师必须将"集团总额""本组数额""个人数额"三个层次严格区分，避免当事人承担超出其罪责的数额责任。
（二）按角色、岗位职责剥离个人数额
辩护律师应当从以下维度剥离当事人个人数额：一是岗位职责维度，区分直接实施诈骗的业务岗与仅提供辅助的技术岗、资金岗；二是参与时间维度，以入职至被抓获的实际工作期间为准，扣除未参与、离职、休假等期间；三是业务范围维度，核查当事人负责的被害人群体、诈骗环节、对应资金流水；四是获利情况维度，工资、提成、奖金的金额及计算方式是反映其参与程度的重要客观依据；五是主观明知维度，考察当事人对诈骗性质、整体规模、具体数额的认知程度。
（三）诈骗数额难以查证时的处理
由于电子数据缺失、资金混同、被害人难以查找、服务器数据被销毁等原因，电信网络诈骗集团的整体数额有时难以精确查证。此时应当遵循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按能够查证的数额认定。对个人而言，若确有证据证明其参与诈骗但具体数额无法查证，可结合其获利情况、参与天数、联系被害人数、发送信息条数等进行综合评价，绝不能简单地以指控的集团总额直接作为量刑依据。
（四）扣减未遂与情节轻微部分
对诈骗未遂部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部分，应当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减。例如，话务员虽联系但未实际骗取资金的"未成功"被害人，对应数额不应计入其个人诈骗既遂数额；又如，行为人向自动放弃诈骗或识破骗局未转账的被害人发送信息，属于未遂，应按未遂规则处理。辩护律师应当逐笔审查电子数据与资金流水，将不应计入的部分依法扣减。
四、量刑阶梯辩护的争取路径
（一）第一阶梯：业务员、话务员的从犯与缓刑辩护
处于集团最底层的话务员、业务员、键盘手，多是被"高薪招聘""网络兼职"广告吸引，受指使参与诈骗活动，主观恶性相对较小、获利有限、参与时间较短。辩护律师应当：第一，坚决主张从犯认定，依据《刑法》第二十七条争取"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二，全力削减个人诈骗数额，将不应由其承担的部分依法剥离；第三，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对符合条件的初犯、偶犯、被诱骗参与人员，争取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第四，对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形，符合缓刑条件的，依法提出缓刑建议。
（二）第二阶梯：中层人员的地位、作用辩护
中层组长、讲师、剧本编写人员虽在诈骗链条中承担一定职能，但通常不参与集团核心决策。辩护律师应当：第一，从职责边界、决策权限、获利份额出发，主张从犯或起次要作用的主犯；第二，将集团整体数额与本组数额、个人数额严格剥离，避免"顶罪式"承担；第三，争取减轻处罚，并在法定刑幅度内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
（三）第三阶梯：量刑情节的叠加适用
量刑情节的叠加是减刑辩护的关键。辩护律师应当全面挖掘并固定以下情节：一是自首，包括主动投案、经规劝投案、电话传唤到案等情形；二是立功，包括提供同案犯线索、协助抓获其他嫌疑人、揭发集团上线等；三是坦白，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及同案犯罪行；四是退赃退赔，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五是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六是初犯、偶犯；七是被招募、受指使、被诱骗参与的从宽情节。上述情节的叠加适用，往往能够将量刑大幅降低。
（四）第四阶梯：法定从宽情节的特别适用
2016年《意见》与2021年《意见（二）》均规定，对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的从犯、被招募参与犯罪的人员，依法从宽处理；对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对被诱骗参与、参与时间短、获利较少的，应当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辩护律师应当积极援引上述规定，结合当事人的具体情节，争取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或缓刑等最为宽大的处理。
（五）第五阶梯：财产刑的合理辩护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通常并处罚金、没收财产，数额较高。辩护律师应当结合当事人实际获利情况、家庭经济状况，主张罚金、没收数额的合理性，避免"以刑促罚"或超出当事人实际承受能力的不当裁判。同时，对违法所得的认定与追缴，应当严格区分合法收入与违法所得，避免超额追缴。
五、辩护实务的证据审查要点
（一）电子数据的合法性与关联性审查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度依赖电子数据。辩护律师应当审查：电子数据的提取、扣押、固定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附有《电子数据提取笔录》及哈希值校验；服务器数据、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是否与当事人具有关联性；是否存在张冠李戴、账号混用、设备共用等情形。程序违法或关联性不足的，应当申请排除或不予采信。
（二）言词证据的合法性审查
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犯的指证是定案的关键，但也最易出现合法性、真实性争议。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审查：是否存在疲劳审讯、诱供、逼供；讯问笔录是否如实记录、有无"复制粘贴"式的高度雷同；同步录音录像是否完整、是否与笔录内容一致；同案犯指证是否存在推诿、嫁祸、避重就轻等情形。
（三）司法审计与资金流水审查
诈骗数额的认定往往依赖司法会计鉴定或资金流水审计。辩护律师应当：审查鉴定机构资质与鉴定方法；审查资金账户的归属与控制关系；审查"流入即诈骗数额"的认定逻辑是否成立；审查是否存在合法收入、其他业务资金混入；必要时申请鉴定人出庭或重新鉴定。
六、示意性案例的辩护解读
【示意案例一】张某系外来务工人员，在网络上看到"高薪客服、日结三百"的招聘广告后进入某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担任话务员，工作内容为按上级提供的剧本拨打电话、添加被害人微信，再将"意向客户"转交给"二线"业务员继续实施诈骗。张某入职一个月即被公安机关抓获，期间领取底薪三千元、提成约两千元，共计五千元。检察机关以诈骗罪起诉，指控该集团诈骗总额达八百余万元，并认为张某系集团成员，应按集团总额承担责任，建议量刑五年以上。辩护律师提出：第一，张某系被高薪诱骗参与，处于集团最底层，仅从事初始联系工作，起次要、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第二，张某实际参与联系被害人仅数十人，对应诈骗既遂数额约三万元，集团其余数额不应由其承担；第三，张某系初犯，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且已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五千元；第四，依据《刑法》第二十七条及相关司法意见，应当依法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法院最终采纳辩护意见，认定张某为从犯，按其个人参与数额量刑，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本案例为示意性、概括性描述，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案号或当事人。）
【示意案例二】李某受聘担任某电信网络诈骗窝点的业务组长，职责为带领五人小组按话术剧本实施诈骗、统计本组成员业绩、定期向上级汇报。李某任职六个月，领取底薪加提成共计十二万元。检察机关以诈骗罪起诉，认定李某为主犯，按集团总额一千二百余万元量刑，建议量刑十至十二年。辩护律师提出：第一，李某虽任组长，但不参与集团出资、决策、人事、财务等核心事务，不属于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第二，李某执行上级指令、未分享超额利润，地位、作用次于核心管理层，应当认定为起次要作用的主犯或从犯；第三，李某应对其本人组织、指挥的本组诈骗数额（约八十万元）承担责任，而非集团全部数额；第四，李某具有坦白、退赃、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法院最终采纳辩护意见，认定李某为从犯，按其本组参与数额量刑，并综合各项从宽情节，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本案例为示意性、概括性描述，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案号或当事人。）
结语
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案件中，对处于不同层级人员的量刑区分，是检验律师辩护功底的重要战场，也是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关键环节。辩护律师应当深刻理解《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关于主犯、从犯的规定，准确把握2016年《意见》及2021年《意见（二）》关于层级化、区别化责任承担的规则，从当事人的岗位职责、决策权限、参与程度、获利情况出发，坚决剥离不应由其承担的数额责任，构建"从犯认定——数额削减——情节叠加——缓刑争取"的多层次量刑辩护路径。江西吉安王吉成律师在多年刑事辩护实务中深刻体会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辩护需要律师具备扎实的共同犯罪理论功底、敏锐的电子数据审查能力、细致的资金流水分析能力，以及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把握。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所引案例均为示意性、概括性描述，不指向任何真实案件、案号或裁判文书，仅用于辩护思路的阐述。涉及具体案件时，仍需结合案件全部事实与证据进行全面、专业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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