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追逃中劝返措施的法律性质与实务操作 - 王吉成律师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跨境资金流动的便利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外逃境外的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我国通过"天网行动""猎狐行动"等专项追逃行动，综合运用引渡、遣返、异地追诉、劝返等多种手段，大力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其中，"劝返"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追逃方式，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引渡和遣返之外的重要补充手段。然而，劝返措施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劝返承诺具有何种效力、被劝返人员回国后能否认定为自首、律师在其中应当发挥什么作用——这些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较大争议，值得深入研究。

一、国际追逃的主要方式与劝返的法律定位

当前，我国开展国际追逃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引渡，是指根据两国之间签订的引渡条约或基于互惠原则，应请求国的请求，将被请求国境内受到请求国刑事追诉的人移交给请求国进行审判或执行刑罚的国际司法协助行为。引渡是最为正式、最为规范的国际追逃方式，但其适用受制于双重犯罪原则、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等诸多限制，程序繁琐，耗时较长。

遣返，亦称移民法遣返，是指逃犯所在国基于其违反移民法规定（如非法入境、非法滞留、使用虚假证件等），将其驱逐出境并移交来源国的做法。遣返不需要引渡条约，程序相对简便，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需要两国执法机关的密切配合。

异地追诉，是指请求国通过向逃犯所在国提供犯罪证据，促使逃犯所在国依据本国法律对逃犯进行刑事追诉，并在其服刑完毕后再将其遣返回国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余振东案""许超凡案"等标志性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劝返，是指我国司法机关通过逃犯的亲属、朋友、律师或其他关系人，对逃犯进行说服教育，劝导其自愿回国接受法律处理的方式。劝返不是一种正式的法律程序，而是一种综合运用政策感召、法律教育、亲情感化等多种手段的非强制措施。

劝返的法律定位较为特殊。它既不同于引渡的司法协助属性，也不同于遣返的行政强制属性，而是一种带有政策性和灵活性的追逃手段。从实践效果看，劝返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程序简便的优势，特别是在与尚未建立引渡条约的国家之间，劝返往往成为突破引渡困境的务实选择。据统计，在"天网行动"追回的外逃人员中，通过劝返方式回国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二、劝返措施的法律性质与政策依据

关于劝返的法律性质，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劝返本质上是一种"自愿回国"行为，是外逃人员在权衡利弊后的自主选择，不具有强制性，因此不属于法律行为，而是一种事实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劝返虽然表现为外逃人员的自愿行为，但其背后有司法机关的政策承诺和压力传导，具有一定程度的"软强制"色彩，应当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刑事司法措施。

笔者认为，劝返的法律性质应当从两个层面理解。从形式上看，劝返确实是外逃人员自愿选择回国的行为，不存在物理上的强制或胁迫。但从实质上看，劝返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司法机关的明确政策宣示——如"回国从宽、拒不回来从严"、对配合追赃的给予宽大处理等——这些政策宣示对当事人的决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因此，劝返可以理解为一种"附条件的自愿行为"，其法律效果取决于当事人回国后司法机关对劝返承诺的兑现。

劝返的政策依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中央关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决策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等部门多次发文，明确鼓励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投案，承诺依法从宽处理。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职务犯罪案件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司法解释，为主动回国投案的自首认定提供了规范依据。三是我国与有关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时达成的谅解和安排，为劝返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百名红通人员"追逃工作中，劝返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百名红通"第1号杨秀珠案中，杨秀珠在经历荷兰遣返、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失败后，最终在中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的反复劝导下，选择回国投案。这一过程中，劝返工作贯穿始终，政策感召和法律教育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劝返承诺的效力与自首认定

劝返过程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或受委托进行劝返的人员往往会对当事人作出一定的承诺，如"回国后依法从宽处理""可以适用取保候审""可以建议从轻处罚"等。这些劝返承诺的法律效力如何，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回国后能否得到公正处理，也关系到劝返制度的公信力和可持续性。

关于劝返承诺的效力，应当区分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由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承诺。 这种承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司法机关应当予以遵守。例如，办案机关在劝返过程中明确表示"如你主动回国投案，将依法认定为自首"，那么当事人回国后，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自首。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维护司法公信力的需要。如果司法机关出尔反尔，劝返制度将失去存在的根基。

第二，由受委托的律师、亲友等非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传达性承诺。 这种情况下，关键在于该承诺是否确实来源于司法机关。如果律师或亲友是受司法机关委托，准确传达了司法机关的承诺内容，则该承诺应当具有同等效力。如果律师或亲友自行对当事人作出了超出司法机关授权范围的承诺，则该承诺对司法机关不具有约束力。这也是律师参与劝返工作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点。

第三，关于量刑从宽幅度的具体承诺。 司法机关在劝返中可以对量刑方向作出原则性承诺（如"依法从宽"），但不宜对具体刑罚作出确定性承诺。量刑权属于法院，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僭越。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劝返工作存在"承诺过宽、兑现困难"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规范劝返承诺的权限和程序。

关于自首认定，这是劝返案件中最核心的法律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那么，被劝返回国的人员是否构成"自动投案"？

从司法实践看，被劝返回国的人员通常可以被认定为"自动投案"。理由在于：虽然劝返过程中有政策感召和亲情感化的因素，但当事人最终选择回国接受法律处理，体现了其主观上的自愿性和对法律的服从。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中明确指出，经劝返主动回国的，可以视为自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但需要注意，并非所有劝返情形都能认定为自首。以下情形可能影响自首的认定：一是如果当事人是在被境外执法机关遣返途中被动回国的，不具有主动性，一般不认定为自动投案；二是当事人回国后未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不构成自首；三是当事人虽然口头同意回国，但实际上在逃避追捕过程中被抓获的，不构成自动投案。

此外，对于在劝返过程中积极配合追赃工作的外逃人员，其退赃行为还可以作为重要的量刑情节予以考量。在司法实践中，主动退缴赃款赃物、配合追缴赃款赃物的，可以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较大幅度的从宽处理。

四、劝返与引渡、遣返的比较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劝返的特点，有必要将其与引渡、遣返进行系统比较。

程序性质不同。 引渡是一种正式的国际司法协助程序，需要依据引渡条约或互惠原则，经过严格的司法审查程序；遣返是一种移民法上的行政程序，由逃犯所在国基于移民法的授权作出决定；劝返则是一种非正式的、以说服为基础的工作方法，没有固定的法律程序。

法律依据不同。 引渡的法律依据是国际引渡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以及双边司法协助协定；遣返的法律依据是逃犯所在国的移民法律法规；劝返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内刑事政策、司法解释中的自首从宽规定以及追逃追赃的政策文件。

适用条件不同。 引渡需要满足双重犯罪原则、最低刑期要求、政治犯罪例外等一系列条件；遣返需要证明逃犯违反了所在国的移民法律；劝返则不依赖于特定的法律条件，主要取决于当事人是否愿意配合。

效果和保障不同。 引渡具有最强的法律约束力，被引渡人回国后的处理有相对明确的法律框架；遣返的法律保障相对较弱，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劝返的效果则高度依赖于劝返承诺的兑现，如果司法机关不遵守承诺，将严重损害劝返制度的公信力。

时间成本不同。 引渡程序复杂，从提出请求到完成移交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遣返的程序相对简短，但也可能因当事人提起法律救济而拖延；劝返的时间成本最为灵活，如果当事人配合，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回国程序。

从实践来看，这几种方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灵活组合、相互配合。在"杨秀珠案"中，引渡和遣返程序同时推进，劝返工作穿插其中，最终当事人选择自愿回国。在"李华波案"中，中方在启动引渡程序的同时积极开展劝返，最终通过异地追诉与劝返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将犯罪嫌疑人追回。

五、律师在劝返中的角色与实务操作

律师在国际追逃劝返工作中可以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由于律师具有独立的职业地位和专业的法律知识，能够以中立的身份与外逃当事人进行沟通，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帮助当事人理性评估回国面临的后果，从而促进劝返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律师参与劝返的法律依据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律师参与劝返作出专门规定，但律师的辩护职责和会见权、通信权为律师参与劝返提供了制度空间。《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律师，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涉外案件中，即使当事人身在国外，其近亲属也可以代为委托律师。律师接受委托后，可以通过会见、通信等方式与当事人沟通，提供法律咨询，解释回国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和从宽政策。

（二）律师在劝返中的具体作用

第一，法律政策解释者。 外逃人员对国内法律政策的了解往往滞后或存在偏差，律师可以向当事人准确解释自首从宽的法律规定、追赃退赃的量刑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内容，帮助当事人做出理性的选择。

第二，权益保障者。 律师在劝返过程中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劝返承诺的明确性和可执行性。律师应当向司法机关确认承诺的具体内容，并以书面形式记录在案，避免日后因承诺模糊而产生争议。如果律师发现劝返过程中存在违法操作或不当承诺，应当及时提出异议。

第三，沟通桥梁。 律师可以作为司法机关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桥梁，传递双方的立场和诉求。在当事人对回国后的处理存在顾虑时，律师可以与办案机关协商，争取更有利的条件，促进双方达成共识。

第四，风险提示者。 律师应当向当事人客观分析不配合劝返可能面临的后果，包括被引渡或遣返的可能性、在国外被起诉的风险、缺席审判的可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等，帮助当事人全面了解形势。

（三）律师参与劝返的实务要点

一要核实委托关系的合法性。 律师接受外逃人员近亲属的委托时，应当核实委托人的身份及其与当事人的关系，确保委托程序合法合规。

二要准确传达司法机关的承诺。 律师在劝返中应当准确传达司法机关的承诺内容，不得擅自夸大或缩小承诺的范围。对于司法机关尚未明确表态的事项，律师不得向当事人作出虚假承诺。

三要注意保密义务。 律师在参与劝返过程中可能接触到案件的相关信息，应当严格遵守保密义务，不得泄露案情或办案策略。

四要防范执业风险。 律师在劝返中应当注意区分"法律咨询"与"劝返工作"的边界。律师的角色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而非司法机关的"代理人"。如果律师在劝返过程中的行为超出了法律咨询的范畴，可能面临执业风险。

五要协助处理追赃事宜。 在涉外追逃案件中，追赃往往与追逃同等重要。律师可以协助当事人梳理境外资产的分布情况，就退赃方案提供法律意见，促成当事人与司法机关在追赃问题上达成一致。

（四）劝返成功后的辩护工作

当事人经劝返回国后，律师的辩护工作并未结束，反而进入了更加关键的阶段。律师应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辩护。

一是自首认定的辩护。 律师应当收集和固定劝返过程中的相关证据——包括劝返工作的记录、当事人表达回国意愿的书面材料、律师与司法机关沟通的记录等——以证明当事人属于"自动投案"，争取法院认定为自首。

二是从宽处罚的辩护。 律师应当综合当事人的自首情节、退赃退赔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因素，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还应当积极参与量刑协商，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幅度的从宽处理。

三是劝返承诺的兑现。 如果司法机关在劝返过程中作出了明确的承诺，律师应当确保这些承诺在后续的诉讼程序中得到落实。如果承诺未能兑现，律师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予以说明。

六、结语

劝返作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重要手段，在实践中展现了独特的优势和效果。它灵活高效，能够突破引渡和遣返的法律障碍，为追逃工作开辟务实的解决路径。但同时，劝返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劝返承诺的权限与效力需要进一步明确，自首认定的标准需要进一步统一，律师参与的规则需要进一步完善。